官居一品-第13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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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自然引起了嗅觉灵敏的报社的注意,他们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竟发现了地主行贿县官的证据,并将其捅到了报纸上,登时引起舆论大哗,迫于压力,上海知府孙鑛只好重审此案。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挽回公众的信心,他还特意宣布此案公审,允许报社和士绅旁听。
但孙鑛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竟然拖了整整一年,期间经过八次过堂,竟然至今还没有结果,而且越打越大,最终打到了南京刑部。
而且更离奇的是,这个案子早就不是最初两人之间的诉讼,而变成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支持地主的是地主集团,支持的农民的却不只是农民,还有城市的工商界。这期间,双方智囊团穷经搜典,奇招尽出,甚至请到了庞大的讼师团,为打赢这场官司,可谓不惜血本。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矛盾的体现。沈默按照这则新闻最后的提示,翻到了第十四章‘谈经论道’,读到了一个笔名叫‘玉池’的人,对这起事件的深入分析。
他说,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该不该将货币定额地租改回实物分成地租,回想起十几年前,地主收取地租,还是以实物为主。但是十年前,东南一带的地主,纷纷逼着佃户重签契约,不再收实物,而是一律改收银钱。这才刚刚十年时间,为什么地主们又变卦,想要改回来呢?根据沈阁老所著的《经济学》,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经济目的,试分析地主老爷们前后矛盾的两种心态。
其实,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这样做的坏处是,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换取银钱完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商人集团的盘剥。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才改变了收租办法,开始收取货币租。
另外,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奸耍滑的门路。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不道糯’的稻子交租,因其产量高,出米少,质量差,所以称为‘谩官稻’。还有种芒稻的,芒长约二寸,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以此交租,故地主佃农时常发生争执,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但农民照常以此交租。改为货币租后,便可以不受‘次粮顶租’之苦。
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日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地里种什么,卖个什么价,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
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地主们脱离了生产,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老实巴交的农民,总比老奸巨猾的地主好对付,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这种形势下,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方可以稳定地获得农产品,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最终结果是工商业主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当然不愿意再回到从前。
而这场官司,实质上已成了各利益方之间的对决,判决的结果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案件,所以才会有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诉讼。
※※※
这篇文章将这场官司的起源分析的十分透彻,最难得是,作者没有落入传统文章的窠臼,将经济问题道德化,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将各方的心态展现无遗,观点新颖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沈默对这个叫‘玉池’的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中也酝酿了一篇文章,准备稍后写下来投个稿,应和一下这位玉池兄。
看完了让他欢乐无穷的本埠新闻,沈默翻到了第四章‘朝廷要闻’,这一章主要是介绍国家的最新军政动态,并摘抄邸报的部分内容,让老百姓能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沈默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关注朝堂了,看报纸他才发现,那位千古奇葩的万历皇帝又有大手笔出世了……
这一版打头的,就是三条皇帝发布的谕旨。
第一条,是下给礼部的敕谕,以大婚有年,内职未备,为了博求贤淑,用广储嗣,特命南京礼部于留都内外出榜晓谕,由尚书督领该司官博访民间女子,凡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六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父母身家没有过失的,从中慎加选择,送到诸王馆内。南直、浙江等处另外差官前往选取。
沈默记得去年九月,在邸报上看过朱翊钧给礼部下的一道谕旨,说‘宫中六尚缺人,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事例,并选民间淑女二百入内。’所谓嘉靖九年事例,就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次册封了九个嫔妃。万历决定要向自己的祖父看齐,理由倒也充分……因为他遇到了与乃祖同样的问题,大婚数年依然没有子嗣。虽然他现在也还不到二十岁,但对于一个已经结婚三年的皇帝来说,却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个原因,言官们破天荒的没有向皇帝开炮,礼部也痛快照办,经过半年的挑选,选中了九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作为万历皇帝的九嫔,并为宫中补充了二百名宫女。
这样,万历皇帝就有十二位合法的美艳妻子,这还不包括宫中那些已与他有过性关系,而尚无名分的宫女,朱翊钧不禁心花怒放,当日,便率同她们祭告奉先殿,同时为九嫔的父亲各授锦衣卫都督佥事,享伯爵俸。
距离册封九嫔不到一年的时间,万历又给礼部下了这道谕旨,看来京城的美女已经不能满足这位皇帝了,他想要尝尝江南美女了。
第九零六章 茶馆(上)
按规制,选秀的地区要暂停婚嫁。在皇帝选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儿都不能娶媳妇,都得等着先让皇帝挑,只要没成亲的,就有可能被挑走。万历八年那次选秀,便严重骚扰了北直、河北、山东一带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种事儿干一次,大家还能捏着鼻子忍过去,但去年刚搞过,今年就又来一会儿,那真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虽然还不知道京城的官员什么态度,但南京的言官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冒犯龙颜了。
根据报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马允登,南京礼科给事中牛唯炳都已经上书切谏。而在野的士绅们更是毫不客气,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论政’一章,便见到三篇批评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步乃父后尘,昼夜淫欢,沉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顾的文章。虽然署的都是笔名,但读惯了奏章谏本的沈默,还是一眼就看出,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曾经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现任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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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南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条带着香艳气息的新闻,可能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来,比起另外两条来,它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条皇帝的新闻,是万历下旨修筑辽东的边墙。
所谓边墙就是长城。国初太祖皇帝命徐达对居庸关长城进行修缮,以拱卫北京。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国人有信心在野战中击败蒙古骑兵,大规模修筑边墙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变成为转折点。在那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国家边防政策的由攻转守,修建长城变成了国策。百年功夫,一条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帝国北部边疆,全长一万两千六百里,号称万里长城的边墙出现了。
但单纯的边墙并不能阻挡入侵的铁骑,在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变’,就是蒙古骑兵从蓟镇古北口长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长城虽然一直在修,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直到隆庆四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他亲自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所以根本无法阻遏敌袭。而且在边墙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墙,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坍,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秣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这得到了大学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庆五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一个个碉堡似的敌台,最终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将京师防线营造的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