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第1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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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依据。并且指出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教育本人及他人，二是有利于克服私意中伤之不正风气。
第三，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辩，冤枉者要昭雪，诬陷者要治罪。高拱不仅强调各级监察官员在考核官吏时，要秉公处事，务核名实，戒其失实。又提出允许被劾者本人及他人申辩。他说：‘其被劾冤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情，仍为昭雪。使小人不得施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此大公之道！’
第四，加强对监察官员的控制与考核。高拱要求各抚按衙官员，做到‘毋藏循吏，毋容奸匿，毋埃差完，据实纠劫。’又提出：‘如有任意轻重，议拟背驰者，听本部参奏究治。’‘如举劾泛滥，贤否颠倒者，定行参奏，罪坐所由。’凡纠劾不实及有遗者，吏部从公查访，指实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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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弊三，鄙薄边官及盐、马之官。高拱的对策是‘加强对边官及盐、马官的选配。’关于边方地方政府的长官，他提出：‘今后必须进士举人相兼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果有治绩，抚按从实奏荐，行取推升。’关于盐马官。他在奏疏中说：“今行太仆苑马寺专理马政，戎伍所资。盐运司专理盐政，国用所赖。皆系紧关要职，非闲局也……今后应打破常规，凡‘卿’、‘使’员缺，必以廉洁有才望者推补。而又定其阶格，‘卿’视同布政司参政，‘使’视按察司副使。待其政成之后，视参政者升与参政同。如更优异，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摧用！”
对于其弊四，以权谋私，不择手段。高拱在吏部，改进任免官吏的办法，杜绝以权谋私的漏洞。在高拱之前，官员的推升，都是文选司主事揭授郎中，郎中秘呈于尚书。虽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上俱列名，而事不与闻。为何？高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不过是‘欲行其私，故秘密耳’。便要求，凡日后有任官，须令书吏抱牍至后堂，二侍郎同所属揭之，使尚书、郎中，欲有上下而不能，则私心不得逞。
同时，奖廉惩贪。对于贪污，高拱主张严惩。他说：‘历年考察贪酷者，例止为民，并不深究，故效尤者恬不为异。今贪赎者仍提问追赃，则数年之内，仕路肃清。’这就是说，对于贪污的处理，不仅要罢官削职，还要提问追赃，不使贪污者在经济上占便宜。对于廉吏，他主张进行奖赏。他说：‘不肖者罚，固可以示惩。若使贤者不赏，又何以示劝？’
第三，表彰却贿，打击行贿受贿。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是非颠倒，行贿受贿习以为常，独于却贿之人，深求苛责的倾向，高拱提出：‘凡遇有行贿之人，即当执拿在官，明正其罪，仍令行南京吏部并两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处抚按衙门，一体知会，以后儿遇有却贿之官，便当纪之善薄，而不得反用为瘢痕。列之荐犊，而不得反指为瑕类！’
对于其弊五，玩忽职守，有令不行。高拱主张破除惩汰官吏循以定数的陈规。在这个问题上，高拱强调两点，一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规定名额；二是划清不肖与细微之过的界限。他说：“所谓不肖。必是大奸、大恶、残害民政者，乃可当之。考察惩汰者，必是大奸大恶，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隐细，俱不必论。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推求至当，不得仍袭故常。”
第八三八章 隆庆新政（下）
在财政改革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裁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那又该怎样‘开财之源’呢？高拱除了传统的兴修水利，限制兼并，还耕于民之外，还给予工商业和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虽然自成化以来，便有不少重视商业的呼声，然而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上，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践经济政策的，是高拱。他认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给予其重视是应该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在高拱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劳作，国家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农思想之上产生的，他看到了农商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行业，如果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却没有商人这个中介将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那么农民就不会获得利益，丰年便与灾年无异；如果适逢灾年，也可以通过商人，将别处的粮食贩运过来，农民用丰年时的获利购买。这样看来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农业的发展。
至于如何发展工商业，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请求皇帝革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滥加盘剥，任意压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点之费，不得刁难欺压商人。对于和商人进行买卖，朝廷应当按物估价，以市场价格收购，且不得拖欠货款，即使一时库中乏银，也应当从他处挪移，以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下诏各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提请而行。
当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实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于东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场主，他并没有给出评价，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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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财政改革，由张居正操刀，其实嘉靖末年执掌户部起，他就一直在着力推行中，只是因为其法被徐阶、葛守礼、赵贞吉这些当权老臣视为冒进，处处加以阻挠，所以举步维艰。但是数年下来，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进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革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盘托出了。
张居正的改革方案，由三大部分组成，削减开支、税赋改革，以及币制改革。
先说第一个削减开支，除了高拱所言的那些‘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一概进行削减外，他的着手点在‘宗藩世禄’和‘冗官冗员’上。
宗藩世禄乃大明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经是朝野共识了。在河南、湖广、四川等许多宗藩密集之地，每年所收入的钱粮，甚至都不足以支付给宗室的世禄。宗室这个吸血鬼、寄生虫，终于要把宿主的血吸干了。
从嘉靖初年开始，礼部就提议将皇子封为郡王，亲王子封为镇国将军，这种降封的办法来减少开支。但是多因为宗室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直至嘉靖末年，颁发了《宗藩条例》，才以法规的形式，对王室特权作了限制，一是削减宗禄，二是规定如果亲王无后，那么同宗不能继承爵位，但是皇亲贵族仍然享有许多的特权。
到了隆庆年间，大臣多次上疏要求修改《宗藩条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抑制王室的特权，但最终都无疾而终。现在高拱复出，时机成熟，张居正便果断出手，授意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疏曰：
国初亲王、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现在玉牒见存者二万九千四百九十二位，与国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给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请：
一、限封爵人数。亲王嫡长子袭亲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二；镇国将军嫡许封其一，无嫡止许庶子一人请封；其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只许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给资、赐章服。
二、严继嗣资格。宗室无嗣，不得援兄终弟及之例，亦不得以弟子嗣。亲王、郡王有绝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请复继王爵。
三、别疏属。国制郡王七世孙以下封奉国中尉。今后奉国中尉再传不必赐封，止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五百两，余听自便。
四、议主君。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将军中尉之女只封其一，郡县主及郡县乡君给禄外，其选配代，免给俸。各女婿不必另给冠服婚，一体听其自便。
五、议冒费。冒妄子女、革爵子女、擅婚子女，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女听其自便。其擅婚子女，今后只赐名，俱不再给口粮。
其实按照张居正的想法，最好是亲王嫡子封郡王，其余子封镇国将军，以这种降等封爵之法，来减少日益膨胀的宗室世禄，然而隆庆不忍心，内阁也担心会遭致宗室震动，被利用为反对新政的借口，所以只好分步去做。但就算是这样，也足以让大明窘迫的财政缓一口气了……通过礼部和户部的重新清点核查，查出宗室冒妄、虚报人口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一人，虽然大都是低级爵禄，但也可为各省节省银二百万两，粮五百万石，大大减轻了多藩省份的负担。
对于冗官冗员，张居正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此时大明主要的冗员，不是来自官府，而是来自中官、锦衣和世袭勋贵武将上，他在《议裁革冗员疏》中，制定了一个计划表，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分三批裁汰完毕，使其人数减少到国初水准。
至于财税改革，主要就是推行一条鞭法，实行租税折银，但在之前，必须进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查清实际亩数与鱼鳞册之间的出入，明确每亩田地之所属，才能谈得上租税折银。
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张居正很清楚，这必然会触动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群起抵制，但他下定决心，矢志不移，坚定地将清丈运动开展下去。他写信给各地巡抚，鼓励他们放手去干，‘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新郑与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考，使诸公得便宜从事。’同时下令严惩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这也是张居正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除此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