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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

幻之盛唐 作者:猫痞(起点vip2013.09.21完结)-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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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端,

  无数的金银器皿在场子中堆成座小山,按照功劳的大小首先破城的顺序,一些幸运儿排着队走上前去,他们将获得诸如能拿动多少,就算多少的奖励。

  作为吐蕃最大最好的黑粮(青稞)产地,富饶的大小河谷密布山南地域,绵延分布着众多大小贵族圈占的庄园堡寨,其中也间杂着一些附庸和服务这些堡子庄园而存在的,由平民和奴人聚落的大小村庄。当然最好的土地,永远是圈占在贵人和贵人附庸的庄院里,那些卑下的人只能在卵石的河滩或者靠山的坡地中,开出一些贫瘠的口粮地,这里虽然没有好战马,却有众多膘壮的牛羊和产量最高的黑麦。

  凭借魏长史先期经营通过走私回易建立起来的眼线和暗伏的内应,还有商队沿途测绘的粗略地图支持下,这些装备可简陋的千里镜和特制行军罗盘,伪装成迁徙羌部的转职马贼们,成功的饶过防备森严的边防,深入吐蕃腹地,一路烧杀所过,竟然是出奇的顺利。

  随军小小的参军司,虽然穿的都是羌人的服饰,一丝不苟的正在流水的发号施令。

  “照例分成三次走,日落后本部先行出发”

  “从军的附落们,收拾清理完痕迹,入夜再走,带着所有的伤员,马不停蹄的将牛羊和所获,赶运回那边去”

  “待那些娃子拆毁所有围墙后,留个带队和十天的口粮,去抢其他的小庄子”

  这些人虽然多,但对保持战斗力和机动本部来说,只是无益的累赘,潘拓失虽然不懂得后世,某只军队那些打土豪分田地发动贫苦大众地道理,但他显然选择了一个最简单最快见效也最血腥残酷的方法,——投命状,强迫那些卑贱的奴隶和平民,去冒犯尊贵的上族。

  虽然世代为奴,已经深深烙在他们骨子里的对上位者的服从与畏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自愿或不自愿的沾过贵人们的血或是享用过贵家的女人后,无论是平民还是奴人娃子,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吐蕃作为一个等级森严残酷的奴隶大国,任何冒犯上位者的行为,永远都不缺乏诸如剥皮、剐肉等无数让人生不如死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无主漫无目的结伙流窜,还是待粮尽后自发抢劫村落,都可以制造更多的混乱,为本部吸引一些不必要的关注和威胁。

  必要的时候武装起来,驱使他们声东击西攻击一些小邑城落,为本部制造机会,总之搅的越混乱越好,这就是他们存在意义,只有表现出特别武勇和血性的少数人,才会被额外挑选出来,吸收入本部作为后备和补充。

  带不走的物资照例都被秘密埋藏起来,作为暗中的中继和补给点。下一站目标也是随机的,所谓要出其不意,就要有足够的速度和突然性,虽然已经截杀了好几波驿使和烽燧斥堠,但并不能保证小心能封锁多久。

  作为山字营的最核心任务,不是要杀伤多少敌军,或是抢掠多少财富,而是要通过破坏与混乱,让吐蕃国的最大产粮地,数年内都无法恢复的伤害。

  这是农作司那些人研究的结果,高原苦寒之地适合耕作地方不多,种植作物的种类也有限,虽然不易发病害,但生长周期更甚于低地,如果耽误了农时,是无法象低地平原上,可以靠抢别种作物来弥补。

  因此选择的目标也是大有讲究的,虽然付出了多余的代价,但显然效果也很明显,只要发生这里的惨状随那些娃子流窜的消息传开,那些吐蕃贵人们将农奴聚守庄园不敢出来,基本目的就达到了,一旦过了耕作的季节……

  至于吐蕃人后续的报复与反扑,他倒不怎么放在心上,身位军人本来就是要马革裹尸的,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心无羁绊的决死之士。



第二百三十三章 外学宗硕儒,游焉从后进

  当鱼朝恩汗淋淋,慌慌张张的跑进来的时候。

  我正在对小白,解说我的新学。

  “老大的心学”

  “饿。,那个……其实是我那位无名师傅的学问,我只是承其遗志,要代传于世而已”

  当然这所谓的学说,

  乃伪托战国传承儒家八派之一,在荀子、孟子所代表主流之外,当年因为焚书坑儒,而出避域外的遗泽,所谓海外儒家。

  而事实上,

  两汉大兴之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和尚会念经的佛教和本土随五斗米教运动崛起崛起地道教,先后对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整个南朝五代北十六国,几乎是佛道昌盛的时代,

  三国结束后短暂的曹魏、司马晋,更是禁言毁谤,杀文士如切菜瓜,足足把文人杀的胆寒,以至于为了逃避现实,流行起清谈说玄之风

  又经过了五胡乱华的破坏和废止,旧有的儒家体系一度消亡和式威的,毕竟,北朝那些游牧领袖或草莽出身的君王将相眼中,对儒家这种顺安逆从统治思想多是不太看的起的,只有在新朝建立的时候,为了收揽一些遗老遗少的人心,招揽治国之士,才稍加礼遇,大多数时候也是继承了魏晋的遗风,杀人文人儒士屠如戳狗。

  在这种至上而下又至下而上全面危机的情形下,迫使传统儒学,为了生存和出路,而不得不不断的自我改进,以适应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所谓痛定思变,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被破坏,加上道教佛教的兴盛,亦造成很大的冲击。

  直到隋朝一度还是崇佛灭儒的,到了唐朝贞观年间,在唐太宗以经学为根本的科举制度倡导下,儒学才重新开始复兴(隋虽然有科举之说,其实是隋炀帝一时兴起,对各世家保荐的子弟,进行重新面试),但与上古传统儒学不同,这个时期儒学的特色,已是兼容并蓄了佛教、道家思想成果和诸子百家一些内容,甚至还吸收了游牧民族和西域文化的东西。

  经过了各种思想冲击和相互影响吸收,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经过南北朝政权统治更迭、社会动荡的洗练,自动被历史淘汰和消亡后,变的相对的开放和更富有积极进去性,更加务实的儒学。更兼自上而下胡风的影响,对人性底压抑很少,更没有后来“存天理,灭人欲”那种苦修士式严格自律到变态的思想情态。

  许多象初唐魏征、储遂良、虞世南、姚思廉,乃至近朝的贺知章 徐坚、张说等儒学大家,也同时精通佛道等别家要义,因此象《西游记》里说描述的,释儒道三教并举同进,大道疏同三教合一的思想,也在这个时代由此产生。

  但是,

  伴随着宋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独尊的水涨船高,而对外的积弱无力和威胁,儒学也逐步走向注重夷夏之防,保守倾向的原教旨主义化,主张克己复礼,认为回归最原始的儒家思想,把大家都教化成圣人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造成儒学务实性的空泛化和教条主义的泛滥。

  自然,许多至圣先师孔子都没办法决绝的问题,妄想用儒家的大道理一概论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人,造神封圣的欲望和渴求,所以说朱熹之流绝对是一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但他本身的品德,并不值得让人恭维,将儒家引上原教旨主义歧路,也是他的责任。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万事师表”当圣人来膜拜也没什么。

  只是后世不免有歪嘴巴和尚念乱了经,是以孔子号称中国历史上黑锅之王,基本后人有想党同伐异,都要伪托圣人言,拿他扯虎皮做大旗,

  儒家原教旨主义运动,在这个叫朱熹的学术恐怖分子时期达到登峰造极,他以及他的弟子,以正本清源之名,发起了了对孔子的封神运动,按自己的意思重新解释四书五经(我们现在儒学都来自朱版注释),进一步把儒家儒学,彻底宗教化,神学化,将自己封为儒教教主,方便以圣人之名,堂同伐异,剪除异己,消灭一切敢于质疑和声音和存在的一种工具。

  所谓史称三千年儒学,自朱熹前那叫儒家,自朱熹后就有了儒教,孔子为神明,朱子为教主。

  而

  原教旨主义其最大的特征,就盲目的狂信,只要通过修习和理会古时圣人或者经典的思想,就可以解决世间一切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绝对不是教义的问题,只是你儒教信仰的不够。或是你修养不足,读书不精,至于任何与之相违的想法,那都是异端邪说。

  是以史称“宋后八百年经史,世间论语,皆出朱子注云”

  伊斯兰化原教旨主义的产物,就是从山中老人的阿撒辛刺客团,发展到满世界跑的人体炸弹,汽车炸弹。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则催生了大名鼎鼎的十字军东征,臭名昭着的宗教裁判所和异端毁灭运动,而有中国特色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勇于内斗而怯于外敌,把军人当成最卑下的职业,把当四等奴隶的历史当成伟大的民族大融合,把口口声声奴才的时代,当成盛世标志。

  因此在唐一代的儒学,因为其学源杂驳,百家纷说,官定的六学二馆,除了经学以外,医学、算学、律学、书学诸科并举,到了玄宗一代,甚至出现了玄学(脱胎于道家思想的神秘学和哲学的混合物),也被相对后宋的朱子后理学时代,称之为前理学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

  要建立一派学说,无论是所谓的为政资治、经世济国之学,还所谓探究万物演化之学之化学,穷究物竟其理的物理学,生生循环的生物学,乃至被称为的《新乐府》风尚的文坛新词流,没有相应核心的哲学理论和道德基础是不行的,于是所谓融墨家之包容守成取法家的功利价值等,被假名为海外儒的大杂烩学说就诞生了。

  我当然不是圣人也不是天才,不能凭空变成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来,但胜在有无数前人的指挥结晶,所谓站在举人肩膀上的成就,其实都是一些后人归结出来的,属于大而泛之勘称杂烩的东西。其核心是来自王阳明的心学,和“永嘉学派”的功利学

  王阳明也叫王守仁,他既是中明最着名的学宗大家,也是平定过宁王之乱的一代名将,带过兵打过战,进入过权力中枢,也参与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更见识过民生的弊苦,因此他主张的“心学”,也要比只做学问,浮于世事的朱程之流,更务实也更开明一些,“宗经复古,切实尚用”事实上近代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思想,都带有他的浓重色彩,

  据说他早年因为初笃信程朱之学﹐偏读朱子遗书﹐循序格物﹐欲参悟「格致」地道理﹐但参悟不得﹐反致疾病﹐三十五岁时﹐因得罪宦官刘瑾﹐谪配贵州龙场驿﹐备尝艰苦。王阳明遂从朱子「格致」之研究﹐而潜心佛老﹐然终不能立命安心﹐其後经过了本身动心忍性的种种体验﹐一夕顿悟「格致」之旨﹐始知圣人之道不假外﹐求吾心之良知乃唯一体察之主﹐遂创「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学说。

  “永嘉学派”诞生于商业极度发达的南宋,海上贸易的兴盛,让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反而获得超过北宋的国家收入,因此相当部分文人,从中看到的是另一条发展国家地道路,对天理和人欲的解释完全不同,也并不排斥追求利益行为和商业带来的好处。与朱熹、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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