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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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大意是：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
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终于得到平反。
受周恩来“再三地保”的人中，不仅仅有余秋里、谷牧，还有国务院的一大批挨批斗的部长们。这些人又要坚持工作，又要随时准备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三番五次地受冲击。作为总理和战友，周恩来对他们多番牵挂，不得不“再三”地去保他们。
在国务院各部委机关都不安宁的时候，周恩来以巧妙的办法给部长们找到了一处“临时避难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
对部长们所受到的冲击，周恩来曾心痛地说过：“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于是，他让秘书以开会的名义，发通知让受到冲击的部长们轮番到中南海开长“会”，这样的会，一开就是几天，名曰“开会”，实则避难。他们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宿舍楼——“工字楼”住了下来。
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则以让他们到中南海“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
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后，便明白了“开会”、“写检查”的真正含义。尽管中南海也不是一片“静”地，也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包围，但部长们住在这里总是比外面要安全和安静得多。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被送回来。他们把这称为“倒班出去”。
力保栋梁（4）
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的除了余秋里、谷牧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还有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诤、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还有廖承志、方毅、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刘澜波、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等。
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这些部委级干部们在“工字楼”里少则住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在他们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时，周恩来怕他们出危险，有时自己亲往陪斗，许多时候则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
还有的战友如薄一波、乌兰夫等人，他们是林彪、江青一伙重点打倒的对象，在北京是很难躲避厄运的。苦不堪言的周恩来只能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地去“避难”，尽量躲过风头。
与此同时，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又想方设法把那些处境十分困难的负责人接到北京来“避难”，他们被较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先后被周恩来接来的负责人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消息灵通之人，他们把这些受保护的负责人弄出来，又揪去游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把有些人安排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江青、康生等人不知他们的去向时，非常恼火，曾多次打听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受周恩来之命实施保护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回忆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你把人弄到哪里去了？
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周恩来“保得最多”和“保得最早”的元帅中，有许多被保住了，有的人却没有保护住。这正好映衬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周恩来对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的保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陈毅早年曾与周恩来一同留学法国，几十年革命生涯，两人相交相知、同舟共济。新由国成立后，陈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又接任外交部长，成为周恩来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个主要助手。对陈毅元帅，周恩来再了解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对一些看不惯或不理解的事情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对一些阴暗面“放炮”。然而，这却得罪了中央文革一伙人。
力保栋梁（5）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有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陈毅针对中央文革一伙试图搞乱军队的阴谋重重地放了一“炮”：
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大好听，但还是要讲。如果“我”字当头，我就不讲了，不讲就不会犯错误。但我还是要勇敢地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这以后，陈毅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不断地发泄出来，其“炮火”的“火力”越来越猛。他曾公开表态：“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陈毅的这一发发“重炮”，重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不久，他们定下神来，很快就组织了对陈毅的猛烈反击。在江青等人的指点下，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揪陈”恶浪呼啸而来。
察知这股浪头的周恩来，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阻挡。
1966年12月3日晚，为阻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到外交部去“摸黑线”，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该校12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受人蒙蔽的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在外交系统“和稀泥”。周恩来耐心地劝导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红卫兵不依不饶，仍一味纠缠。认为陈毅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不得不提高声调严肃地说：
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
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
周恩来告诫这些红卫兵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不只是外交部，国务院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
见周恩来态度如此坚决，红卫兵这才稍稍收敛了一点。
但是，中央文革对陈毅的不满和揪斗陈毅之心依然不死。经江青等人煽风点火和撑腰打气，红卫兵顽固地认为外事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陈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无知的红卫兵们。
当陈毅在“二月抗争”中拍案而起后，中央文革一伙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那天晚上，陈毅还在中南海外事会议室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和刚刚在外交部“夺权”的外交部“革命联络总站”的代表们怒吼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力保栋梁（6）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再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这样，我陈毅宁可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周恩来太了解陈毅的这些心里话了。陈毅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班子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陈毅这样的人，正是林彪、江青等人要整倒的对象！霎时间，“炮轰陈毅”、“打倒陈毅”、“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甚嚣尘上。
周恩来非常清楚，保护陈毅必须付出艰难的代价，因为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和对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回击毫不留情面。对陈毅这样的老同志的保护，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批斗和打倒陈毅的阴谋，被周恩来一再阻挡。正是在这种阻挡中，周恩来亦被置于造反派的轮番围攻当中。
1967年5月11日，在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