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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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①　《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　
　　②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　第四一页。　
　　①　《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　
　　①　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　
　　①　“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　
　　②　《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　
　　③　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　篇》。　
　　④　《文选》卷二二。　
　　①　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　艺术，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　
　　①　《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　
　　②　《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　
　　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④　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　不言而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　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　亏清穆之风？”　
　　①　《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　
　　②　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里、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桓温于石虎死前，已经取得了克成都、灭李势的显赫功勋。司马昱的对应行动，则是引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膂，参综朝政，以抗桓温。石虎死于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六月，桓温即由江陵出屯安陆，佯言北伐①，以观朝廷动静。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要求。但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
　　褚裒死后，殷浩亲自经营北伐。他只是联络北方降胡，虚张旗帜，并不急于出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自江陵下驻武昌，声称北伐，又似东进，逼朝廷表明态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马昱书止桓温军，一方面由殷浩兴师北伐。殷浩北伐迁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终以前锋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朝廷不但丧失了可以制约桓温的实力，也丢掉了北伐旗帜。桓温以此为契机，成为北伐主将，使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蔡谟拒绝接受朝廷司徒之职，司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所谓“桓文之举”，即指桓温借故称兵犯阙而言。《桓温传》说：其时“以国无它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魔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桓温于平静相持之中养精蓄锐，以待朝廷疲惫。所以终永和之世，桓温一直处于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
　　永和十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又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这是桓温势力直接干预中枢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尚无决定大局的作用。《桓温传》说：“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这一判断，我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此时桓温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势力还无从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内外大权。为此，桓温继续倡言北伐，以之作为主要手段，徐图发展。殷浩废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尽，能够举起北伐旗帜的，只有桓温一人。桓温必须真正投入兵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不是虚声威胁，才能以战争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废的下一月，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师就上道了。
　　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
　　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洛阳陷于刘、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后赵乱，晋复有之①，桓温曾倡还都之议。永和十二年，桓温在洛修缮诸陵，更倡还都之议以胁迫执政公卿。这次北伐，在进军路线上史传留有疑点。《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云云。《晋书·桓温传》云：“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过淮泗，践北境，……师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温自江陵次伊水，必无经金城之理。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刘盼遂之说，谓桓温经金城北伐，盖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从姑孰出发，转赴广陵，则金城为其必经之地。史传误植，遂以为永和十二年事。刘氏此说，似有可能，惜无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