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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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她说。
那个小和尚,现在我也看清了,根本不是和尚,而是一个女人,一个尼姑,头顶上有三四个受过戒的小洞。
“她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瞧了瞧,推测道,“她太年轻了,可能是跳蚤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念着。这时,那帮穿着过时的棉外衣的老太太们开始大哭起来,一面还用手臂上下捶打着,好像悲伤得不得了,亨利舅舅连忙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她们是杜姨婆的朋友吗?”我问我母亲。
她皱皱眉头。“不是朋友,说不定是从越南过来的中国人。她们早就来了,后来看到我们这儿悼念杜姨婆的人不多,她们就跟海伦舅妈说了,她给了她们几个美元。她们正在按照老规矩哭天抢地,好像她们不想让死者离开似的,所以你得表现得尊敬些。”
我点点头。尊敬。
“这些老太太说不定每天要赶三四个葬礼呢,”我母亲又加了一句,“这样赚几个美元,也过得蛮好了,总比替人打扫房子强多了。”
“嗯。”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母亲这么说是出于轻蔑,还是仅仅说出了一个事实。
木鱼声和铃声又响起来了,越来越快。突然,那幅白纸横额从墙上掉下来了,横额上长寿幸运的祝词袅袅下降,正好盖在杜姨婆的胸口上,像赛会上的美丽旗幡。我母亲和另外几位老太太都跺着脚哭起来了,“唉呀!”玛丽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
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
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
“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
“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了,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珍珠。回头见,姨妈。”说着,小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海伦舅妈的声音。“珍珠!珍珠!”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用手巾擦着眼睛。“你们去公墓吗?过后去我家,很棒的厨房,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妈做的年糕,我做的鸡块。玛丽和杜也在那儿。你来吧。”
“我们去不了啦。明天要上班,得开很远路的车。”
“啊,你们这些孩子呀,”她说着,双手一摊,做了个好事落空的手势,“总是那么忙!好吧,有空马上去看我,不要等我邀请。你来,我们可以聊聊。”
“行啊。”我扯了个谎。
“雯妮啊!”海伦舅妈现在大声地喊起我母亲来,尽管她们相隔只有五尺远。“你跟我们一起去公墓吧,亨利正在倒车呢。”
“珍珠要送我回家。”我母亲答道。我站在那儿,竭力想弄清楚,她干吗每次都护着我。
海伦舅妈走到我母亲身边,一脸担心的样子。她用中文很快地问道:“不去了?是不是病了?”
我不能完全听懂中文,只能听个大意。好像我母亲在说,她不想别人为她操心,没什么事,只是这儿有些不舒服──她指指胸口──因为有些什么什么事一直让她心烦。她说的什么事好像就是横幅掉下来的事,打那事发生后,她的全身就一直痛。
海伦舅妈抚抚我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