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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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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砰!砰!砰!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
  “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
  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
  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飞机就在我脑袋上呢。我正想,它们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筑物上──墙壁上顿时出现了一排弹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线头露出针脚一样。针脚下的墙壁碎片飞溅,接着上半堵墙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面粉从口袋里倒出来一样。一刹那,──就那么快──我脑袋里的聪明念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我尖叫起来,灰尘马上呛了喉咙,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报还在响。飞机在头顶盘旋,到处是机枪声、炸弹爆炸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鸡蛋那样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空。然后她的嘴巴耷拉下来了,越来越大,样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过气来了,就想把嘴巴拉开来。
  于是我也抬起头来看天,两个样子像鱼的影子落下来了,摇摇摆摆的,越来越大。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炸弹”,就趴倒了。大地抖动起来,耳中一片轰鸣,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神志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脸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还是被气浪推倒的,是过了一秒钟,还是一整天。我抬起头来,世界变了,天上落下沙子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人们走路都很慢,好像还在梦中一样。或许我们已经死了,正等着发配到阴间去。但这时我咳嗽起来,喉咙里呛得好痛。
  警报停了,我站起来,开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顶后面在冒烟,也许是远处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抛到了屋顶和大路上,什么毯子、凳子、自行车轮、煤炉和茶壶,还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只带胳膊的袖子,带一只脚的鞋子,真是惨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那个拿扫帚的女人还在,炸弹还没落她就发出了叫声。她坐在地上,胳膊举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里啊?我叫你不要出门。现在你还听不听你妈的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淡若──他在哪儿?
  我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路上见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个男人耳朵里流出血来,可他还在傻笑呢。离家越来越近,我看到街上挤满了通常那些幸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时警报解除后一样。
  我进屋的时候,胡兰已经在喝茶了,她把眼镜慢慢架上鼻梁,打量一条浸在大碗里的干鱼,“啊哟!回来不到一个钟头,瞧,现在至少有十个虫子在我们的晚饭里游动了。”
  “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们在哪儿?”
  “啊!啊!啊!”她笑了笑,“还没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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