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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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霍!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转得越来越快,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
最后,──哇!引擎盖下冒出一团黑烟,火花也蹿出来了。
他俩赶紧跳开,站在一边,眼看着小车就在岩石堆上着起火来了。火焰越蹿越高,于是他们就往后躲。然后,正当他们去找灭火工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周围的荒地全烧着了,整块荒地全是这种高低不平的岩石──就像成千上万只乌龟搁浅在一片干涸的海上。
没等胡兰说完,我就知道文福干了什么了,他把车子开进一个可怜的乡村墓地里了。
胡兰叉起双臂说,“当然,我骂了家国。他怎么这么大意,没教你丈夫更小心一点。”
当她告诉我文福毁了那车子的时候,我本该大哭一场,我本该大发一通脾气,他就这么把我的四百元钱给白白糟蹋掉了。
但我反而笑起来了。胡兰以为我疯了。我笑得那么厉害,笑得眼泪也流下来,气也喘不过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没解释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好像看到我丈夫站在坟地上,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好像看到小车在岩石堆上燃烧,仿佛吊唁者在给死者送礼。我为那个死去的广东飞行员感到高兴,原本属于他的小车又开到天国去了。
同一天上午我和胡兰进了城。我披上了我的那件长长的绿外套,穿一双平时穿的鞋子,因为到市中心有三四里路。你问一里多远?大概是你们美国人所说的一公里的一半路程吧。这段路我得走去。我不像你,上杂货店买东西都要钻进小车开两个街区。
路上我在邮局停了一会,又拍了一个电报。这次是拍给花生的。
她现在已经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上海人,是那个算命女人给她找的。我要王贝蒂写一封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电文:“我们马上要逃难了。”只不过这一次我又加了句:“直接汇江雯丽本人四百元。”贝蒂没问另外四百元到哪儿去了。可我想她已经知道了。
拍完电报,我和胡兰就直奔市场去买我们的杂货。那天早上很冷,我记得当时我还望望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空,说,“说不定又要下雪了。”
胡兰也抬头望望天,“云还不够多。我听说这里整个冬天只下一两次雪,不会一场接一场下的。”
我们到了市场,这时大概十点钟左右,摊贩们天一亮就在这儿占好位子了。他们现在很想做些小生意暖暖身子。市场外面小伙子们蹲在堆积如山的蔬菜前,市场里面是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摆着豆腐桶、盘秤、番茄和萝卜,还有一篮篮香菇,一盆盆活鱼,从南边运过来的淡水蟹、小麦、鸡蛋和生面条。
人们像长龙一样经过摊位,口中呵着热气,形成一团团小雾。早上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开心,还没有被一天的劳累所压倒,已经在考虑晚上的那顿菜的配料了。
我和胡兰随着炒栗子的香味往前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那个小摊前了。他抖着装得满满的一篮黑金般的栗子。这时离我们吃早饭差不多已过了三个钟头了,于是我们两人都同意:来一把炒栗子正好暖暖手。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摊主说,“半个钟头前我刚刚加过蜜糖,壳都崩开来了。”他取出两个纸袋,给我们一人包了六颗。
我刚剥开一颗准备把热乎乎的栗子送进嘴里,忽然,街上传来一声惊叫,“日本飞机!灾难来了!”接着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声,远远听去就像打雷一样。
所有的人,所有的摊贩,全都开始互相推搡着,奔跑起来。栗子篮倾倒了,母鸡呱呱呱地叫着,在笼子里扑腾。胡兰抓住我的手,我们也开始奔跑起来,好像我们能跑得过飞机似的。飞机声越来越响,直到我们的后背,就像大象吼叫一样。我们知道子弹和炸弹就要投下来了。周围的人一下子全趴下了,就像田野里的小麦一下子被风吹倒那样。我也趴下了,是胡兰把我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