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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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
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
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
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
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