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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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砑暗胤揭�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
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
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
剿匪部队攀绳过激流
江洋大盗
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
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
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
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
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
三合公司劫持的“新宁”号轮船
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
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
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
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
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
海匪船
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
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
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
缉拿海匪
船警在行动
3、湖匪
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
湖匪深悉水性，常常流动作案。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围剿太湖土匪
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
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太湖匪首徐氏兄弟
山匪的山寨往往交通不便。图为吊桥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
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土匪劣迹种种抢劫
采树叶充饥。土匪的恶行大大加深了民众的苦难。
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
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
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
一抢劫
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
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