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е业炔亢腿站邪病V劣诳谷照秸崾螅槭缆涌拐绞だ颍笏了崖奘毡嗟耐练烁遣患破涫!
旧民团
既然谁都知道土匪淫掠烧杀、为害深重而且劣性难改,那政府又为什么要对其进行怀柔招抚呢?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①兵力不敷布防。比如在苏鲁豫皖地区,如果凭官方剿匪报告,有些时候土匪人数相当于一地驻军的半数以上。
②土匪的作战能力较强。小杆土匪长于袭击隐蔽,“聚则为贼,散则为民”,官军不易剿灭。大杆土匪人众枪多,兵匪、积匪能征惯战。这些人若能为己所用,既无须装备,也无须训练,军阀自然更愿意将其招抚,而不愿因剿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③为使土匪免为敌对势力所招抚,或被他们煽动起来制造麻烦,从而招抚。
④以匪治匪。比如张作霖招抚后,就卖力地把另一匪酋杜立三诱捕枪杀。江西匪首周文山投靠蒋经国后,也尽力剿灭另一股匪黎英、黎雄。
3、剿抚兼施
对于匪患问题的治理,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单纯地采取或剿或抚的政策,而是剿抚兼施,对匪帮进行分化瓦解,武力围剿与利禄引诱相结合。
愿意归顺者,招抚使其有新生之路;顽固不化者,严惩以警戒他人。例如,1918年10月,巨野县商会会长魏翰卿就认为:“夫治贼之法,不外剿抚。顾剿而不抚,无以开其生路;而抚而不剿,无以警其邪心。”(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清末江西九江警察
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当然,历届政府除了直接对为非作歹的土匪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政策,以防止匪患的产生和肆虐。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曾采取这样一些措施:①注重地方政权建设,实行保甲制度和联保连坐法,多方加强控制;②对于流民,或遣返回乡,或设立游民乞丐习艺所和感化所加以收容,防止他们转化为匪;③灾荒期间实施救济,尽力消除匪患的来源。
剿匪布告
匪患的肃清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剿匪英雄杨子荣
二 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即投入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切身的革命实践,使中共认识到,在土匪活动甚烈的中国乡村,要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无视这批流氓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共自身的日益成熟,其具体认识和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最终以全面军事清剿结束了群魔乱舞的局面,使这一长期危害中国社会肌体的毒瘤得以彻底清除。下面我们试分期加以叙述。
1、注重联络、分化打击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土匪中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因生活不下去而被迫为匪的,有些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只有少部分是烧杀淫掠、为非作歹的劣徒,对他们的破坏性和顽固性则认识不足。中共这一时期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是注重联络、分化打击。
共产党人被杀现场
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三种策略:
①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予以适当联络;②被地主利用而压迫农民的土匪,一面实行武力对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图谋,启发他们反对地主的压迫,回到农民队伍中来;③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进行防御。
政策颁布以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部分土匪愿与革命合作,有的加入了农会,但这却引起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攻击。第二种土匪惟利是图,见风使舵,谁出的钱多就为谁卖命。所以不管革命者怎样联络,他们也经常被地主利用来攻打农会。第三种专以农民为敌,更无须多说。这样,他们实际上都阻碍革命的行动,妨害农会的发展。一年以后,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湖南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欢迎剿匪部队
2、合作为主、注重改造时期
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之中,力量大幅削弱的共产党人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边远落后的政治真空地带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这些地区正是长期以来土匪的栖身之地。同是出身贫苦、被迫反抗,同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二者的接近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中共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土匪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合作为主、注重改造的对匪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土匪“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这段论述成为中共制定对土匪政策的指导思想。
比如,闽西地区的党组织所采取的对匪政策:
①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坚决解除其武装。
②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和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③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④……在白色区域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闽西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的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贫民出身的土匪或投入红军、或参加农会,脱离了反革命阵营和绿林生涯,顽固不化者则由于孤立无援只得流窜他乡,从而瓦解了此地的股匪。
至于井冈山根据地,以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最具典型意义。毛泽东、何长工对王、袁等人以礼相待,坦诚相交,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终于将一支阶级观念模糊、具有很重的流寇思想、游民习气的绿林队伍,改造为战斗力很强的工农红军。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游击队活动的伏牛山区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但由于游击队自身力量很小,不足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中共就派陈香斋深入匪帮,做匪运工作。他讲义气,同土匪拜把兄弟,很快得到土匪的拥护。由于陈香斋的努力,很多土匪知道了共产党是解放穷人的,所以他们不反对共产党,有时还听游击队指挥,不破坏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群众,不拉游击队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肉票,如果拉错了,游击队拿信去,他们就放回。这种彼此相安的做法对革命也很有帮助。
其它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改造郭宝珊的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改造从旧日“神团”转化而来的游击队,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当然,中共在联合与收编土匪的实践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种合作受双方实力及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较大。收编过来的一些土匪,由于散漫放荡已成习惯,受不了革命队伍中的极端艰苦的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的暂时失败又使他们悲观失望,这样,他们就故态复萌,不时骚扰群众,有的土匪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留下祸根。同时,他们身上积聚的流氓习气,也严重腐蚀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团结争取、联合抗日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纷纷南逃,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许多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各种性质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争取的目标。
在日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持久抗日,中共对土匪武装的主要政策是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同时逐渐改变他们的性质。比如,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就颇有代表性。聂荣臻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都热情欢迎,但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土匪武装,暂时也不实行武力解决,而是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对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拘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这些做法,较好地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分化明显,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加入到八路军行列;有的本性难移,依然烧杀劫掠;有的投入日军的怀抱,作了汉奸走狗;也有的见风使舵,脚踏数只船,明里靠八路军,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为害一方,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对这种武装,八路军当然是坚决歼灭。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共的争取与联合土匪武装的政策较为成功,土匪参与抗日阵营比较普遍。如东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马贼巢穴,自“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马贼纷纷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组成了约30万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后来多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不少于半数的人原先是绿林人物。他们活跃在黑水白山之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被处决的乱兵。兵乱常常转为匪。
4、武力围剿、肃清镇压时期
抗战结束后,龟缩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大肆搜罗收编各地土匪残余武装,疯狂争夺地盘、袭击人民军队、枪杀干部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土匪已经完全堕落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帮凶,残害人民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