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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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第三十三节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 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第三十四节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 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 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