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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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以短篇《高大的人们》作结吧。福克纳让他的讲故事老人（山区农民）告诉人们，远离乡土人情东跑跑西颠颠的生活，已经使人们悄悄失去了骨头、内脏，把脊梁骨也丢掉了。忘掉了乡亲们，生命也日益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必须重新学会“荣誉、骄傲和原则”——这些使人值得生存，使人活得有价值的品德。只有这样，有朝一日我们还会高大起来。

　　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福克纳创作个性的又一重要方面。

　　在对人性的深刻揭示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位南方作家都无法与他相比的，也许只有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波德莱尔堪与之媲美。福克纳既不是理想化地把人性看成是绝对善的，也不是悲观地认为人性是绝对恶的。他认为在人的天性里，恶如同善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这虽然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不无关系，但这种认识更接近于事实。正是基于此，他认为，可怕的不是人会犯错误，做出愚蠢行为，而是人不犯错误。出于人的天性而做出的可怕的事、犯下的错，要比莫明其妙的胡闹，卑鄙下流的欺诈更合乎人性。这正是福克纳所以同情“萨托利斯”们而憎恨“斯诺普斯”们的一个内在的原因。福克纳维护的并不是旧制度和旧秩序，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建立在不义基础上的旧制度是注定要遭厄运的，而是这种旧制度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道义。在这种旧制度里，那些优秀的种植园主接受了一种道德法规，这种法规使他们学会了勇敢、荣誉、骄傲、怜悯、爱正义、爱自由，他们以此来给自己下着人的定义。当然人类随着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也在不断地修改着“人之为人”的定义，因而，这些种植园主给自己所下的定义必然带着那个时代、那个阶级的局限。但“斯诺普斯”们干脆把自己从“人”的定义下自我放逐了。他们从来不行善，但也似乎从不去触犯法律，做出什么愚蠢的行为。他们没有感情，更没有激情，没有荣誉感，没有同情，一句话，是自私、冷酷的机器。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因而没有廉耻，不择手段，卑鄙猥琐，分裂成了一连串野蛮的官能。作者借书中人物昆丁父亲之口，对这两种人作了对比，康普生说：“虽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牺牲品，可是我们是不同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的环境更为单纯，因而就整体而言也更为广阔，更为崇高，人物也因而更具有英雄品质。我们不是矮小猥琐之辈，而是毫不含糊的人；我们活得象样，死得也象样，决不是那种从摸彩袋里随便抓出来拼凑而成的被到处弃置的生物。”在《村子》这个作品里，作者写了五个“痴情人”的故事，来和弗莱姆·斯诺普斯相比较。这五个“痴情人”休伯顿、明克、斯普诺斯、艾萨克·斯诺普斯、拉波夫及霍克，他们为了自己的所爱，有的犯罪、有的受害，有的甚至杀人，但作者认为，他们是值得同情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是为“激情”所驱使，至少证明了他们还有一点人性。而弗莱姆·斯诺普斯则象一架计算机，冷静、精确地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把他人都视为工具，兄弟、妻子、朋友概莫能外。弟弟有难他见死不救，妻子的美貌也成了他追逐金钱、权利的招牌，只要有利可图，宁可戴绿帽子。但一旦工具没有用处，他则弃之如垃圾，甚至挑唆岳父逼死妻子。他家族中的一些人还在杰弗逊镇上买卖黄色的春宫片谋生。他们只是生物而不是人，猥琐下流、没有自尊、没有人性，连为“恶”的激情也没有。

　　福克纳对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问题的思考贯穿于他整个创作之中，因而，他揭示了“人性”扭曲的多种形式。蓄奴制之所以该受诅咒，就是因为这扭曲了人性，破坏了人类仁慈、仁爱的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斯诺普斯”们及斯诺普斯主义、还有机械文明的代表“金鱼眼”们之所以遭人厌憎，就是因为他们败坏了人类的形象，异化成了非人，在道义上是没有生命力的。格守旧的精神文化会扭曲人性，但完全背弃历史、背弃乡土人情也同样会使人性遭到扭曲。这是福克纳全部创作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他爱与憎的最内在的标准。不管是何种方式对人性的扭曲，都会受到他的批判与否定，而对那些保持了人的本性的方式、关系、人或事物他都给予赞扬。福克纳对现实的不满并不证明他是向后看的，因为“永久的伦理中心应在对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的赞美中去寻找；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不是时间上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赞美。而现代社会却是处于道德混乱之中，它苦于缺乏纲纪、法度、缺乏社会道德标准和负有某种使命的责任感。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图私利、行得通、获得成功的就是标准。这个世界是——或者至少有时使人觉得是——抽象和机械的牺牲品。人不是努力使自己变得在品德上优秀，而是努力摆脱任何道德的和情感的影响，与旧世界里那些曾经为恶的“扭曲的英雄”（如塞德潘等）相比，这些人也便显得渺小、可怜和可憎。他们简直无法与迪尔西、山姆·法泽斯、路喀斯·布钱普、艾萨克·麦克斯林等人相比，这些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崇高，努力保持人的本性、人的尊严，尤其是那些下层的普通人，都具有一种高傲的忍耐精神，他们诚实、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和怜悯之心，他们是福克纳的希望之所在。

　　福克纳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与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人类的命运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尽管没有一个作者比他与一个地区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过分强调他创作中的南方因素，否则，将会对其创作的深刻意义有所忽视，他所写的是“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所共通的问题。”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所说：“他心中的最终目的还不是表现南方及其命运，虽然这个问题在他思想中的确占很大比重，而是在南方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人类的命运”。福克纳所以用南方的材料加以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恰好了解南方，我没有时间一面写作一面去了解另一种生活情景。”虽然这话不是绝对的，但的确道出了实质性的东西。他还希望，他的约克纳帕塔法故事能成为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类戏剧的代表。因而人类未来的可能命运就包含了南方未来的可能命运，人类的出路也包含了南方的出路。

　　福克纳在创作中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深入探讨了人类这个系统自身的多种层面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等。

　　在福克纳看来，如同个人的生活里无法避免邪恶一样，人类的生活中也有秽行存在。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对待自然的正确的态度是爱，但是，人不可能总能做到这一点。上帝要让他们成为猎取者、消费者、破坏者，同时又给他们警告并让他们预知结果。他们糟踏的树林和田地，以及他们戕害的猎物将是他们的罪过的后果和证据，也将是他们的惩罚。这就是福克纳通艾萨克·麦克斯林所作的思考。但是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救赎的，即通过爱、忏悔来拯救自己，为自己的祖先的罪过承担责任。爱和忏悔是通向真理的途径。

　　人必须把自然看作是高贵的对手，用崇高的原则、公平的行为与之打交道，就象猎手与那只高贵的熊“老班”之间那样，这样，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一心想从自然那里获得所有权、使用权的纯粹的开拓者，也正是自然的破坏者，他们除了得到惩罚外，将会一无所得。他们贬低了自然的价值，也同时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熊》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是耐人寻味的。老猎人山姆·法泽斯是个混血儿，是“自然之子”的象征，是他帮助年轻的艾萨克·麦克斯林成了一名真正的猎人，让他懂得了一个真正的猎人所应具备的毅力、吃苦、忍耐、骄傲，与猎物公平相待等品质。但当高贵的对手熊“老班”被杀死之后，他也无疾而死。伟大的敌人死了，英雄也无意留恋人间。他的死是不愿贬低自己的英雄身份，因为不久以后，进入森林的不是与对手公平相待的猎队，而是木材公司的小火车和那些恣意砍伐林木的伐木者。当老年的艾萨克看到这已被开发者搞得面目全非的大荒野时，不无痛心地想：“这土地人们在两个世代里把它的沼泽填平了，树林砍了，河流填平了……无怪乎我过去一向熟悉的被摧毁了的林子也不叫嚷报应！它想：摧毁了它的人们会完成它的报仇。”（《三角洲之秋》）是的，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已使今日的人类吃到了苦果，开始了它的无言的报复。在《熊》的第四节里，福克纳站在更高的境界，思考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这样写到：上帝把土地给人，并不是让“人和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的对长方形、正方形的一块块土地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在谁也不用个人名义的兄弟友爱气氛下，共同完整地经营这个世界，而他（指上帝——笔者）所索取的唯一代价就是怜悯、谦卑、宽恕、坚忍以及用脸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福克纳反对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因而希望理顺这种关系，也许他的答案未必能解决问题，但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人类迫切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而怎样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事关人类的命运。

　　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正确对待人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对自然缺乏同情、缺乏爱，那就不会对人更好一些。

　　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下去的第一步，但还必须处理好人类系统自身的诸种关系。福克纳对此所作的努力与探索给了人们极大的启发。人的生存价值就在于他是大写的“人”，而不是生物或动物，他“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失去了这些东西便不配称为“人”，而把人扭曲成非人的各种存在都是丑恶的，应当否定的。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福克纳的探索是广泛而深刻的。不管是蓄奴制社会，还是实利主义盛行的社会，都因为它们对人性的扭曲，受到了作者毫不留情的憎恶与鞭挞。福克纳也否定了各种社会偏见、丑恶的习俗以及不良的精神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如《八月之光》，裘·克里斯默斯的悲剧正是种族偏见、社会偏见所造成的。他因被外祖父怀疑母亲的情人是黑人，被偏见极深的外祖父抛弃到孤儿院门口。五岁时，他偶然窥见了一个女营养卫生员的隐私，那个女人担心他说出自己的丑事，便到院长那里诬告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结果他又被赶出孤儿院，从此，他便带着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四处漂零。白人歧视他，黑人则怀疑他，怕他是白人密探。社会的偏见、他人的歧视、无端的怀疑，使他的心变得冷酷了。他终于被扭曲了人性，最终杀死了一个他其实很爱的白种女人裘安娜·伯顿，而这个女人则是好意对待他的。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作者写出了社会偏见所造成的个人悲剧，还在于他深刻地展示了社会偏见所导致的社会悲剧。最后，当那些偏见极深的白人听到关于“黑鬼和白种女”的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