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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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时机终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美国军火工业的扩张，使南方社会发生了继内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变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农业的旧南方很快成了工业化的新南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处于变化与不稳定状态。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一些问题：实利主义的盛行、人们的不适应感、社会价值和道德的混乱等等，刺激了南方作家。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回首那已成陈迹的旧南方，既带着严峻的审视，又包含着无限的感伤。这几乎成了所有南方作家甚至南方文学的基调。他们认为工业化对南方的入侵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道德沦丧、个人价值丧失、一切美好的传统将荡然无存，南方成了他们的理想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不难发现，他们把南方理想化了，但他们是以此与现实对抗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整个西方世界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幻灭感、迷惘情绪、绝望心状成了当时欧美社会的普遍心理。这恰恰促使南方作家，借助于对历史的反思，以此和现实相联系，并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相联系。因此，从一开始，南方文学所探讨的问题就不仅限于南方，它的悲剧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南方社会，与当时美国社会、甚至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南方文学得以产生的土壤、气候都已成熟，它此时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了。

　　南方——这个犯了时代锗误的蓄奴制社会的历史和它的新现实，不仅为南方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与现实进行对照的联结点和参照系，还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当时的思潮的影响下，经过许多作家尤其是“逃亡者”集团和重农派作家及福克纳的创作活动，促成了南方文坛的极度活跃状态，史称“南方文艺复兴”。福克纳以其丰饶的创作实绩和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刻性及时代精神，成了南方文学的当之无愧的魁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方小说的发展力图摆脱福克纳的影响，恰恰又证明了这一点。

　　福克纳又是怎样看上了这块充满血和泪、爱与恨、苦难与诅咒的南方的呢？他又是怀着什么样的情思来看待这块土地的呢？

　　他的出身，使他与南方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他的家曾是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有名的庄园主家庭。曾祖父的富有传奇性的经历，在当地广为流传，他曾带兵打过仗，与仇家殴斗中杀过人，后又被仇家所杀。当地人们又把无意义的杀人与冒险看成是英雄的壮举，对这样的人又羡慕又钦佩。这种观念也影响了福克纳。他的家庭也最终衰落了，不管他在理智上有多么清醒，这种无可挽回的败落在情感上也会使他伤怀。正是他对家乡、对象他那样的由盛而衰的家庭的熟悉与了解，使他看上了南方，因为这里有他用不完的素材，有他消失了的梦、也孕育着他对未来的期待。在舍伍德·安德森的提醒下，他终于发现，他的家乡“那邮票大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一生一世也写不完。

　　福克纳对南方的感情是深刻而复杂的：有爱、有恨、有同情、有担心，而且又是如此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但总的来说，爱仍是占主要的，可以说，他的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就是一曲南方贵族衰落的无尽挽歌。马尔科姆·考利曾说，福克纳对“深远的南方”有两种感情：“一方面是一种爱慕与占有的感情，另一方面是身不由主的恐惧，生怕他热爱的一切会毁于本地农奴的无知与商人、在外地主的贪婪”。

　　福克纳对南方眷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个人的，也有社会历史的。

　　家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庄园主世家，而他的家史也浓缩了南方世家盛极而衰的历史遭遇。他从小就受到南方风俗、宗教和传统的长期薰陶，使他对自己的家史甚至南方都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作为一个生活在新南方现实中的作家，他的一些做为对说明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比如，他想体验旧庄园主的生活，便买下了一幢内战前的老宅子，虽然为了翻修花去了他不少时间和金钱，但他并不就此放弃；再者，他还买了三百二十英亩农田，他不仅没有从中受益（指经济上），还得挣钱来维持农场的再生产，这个农场所能带给他的大概是一种怀旧情感的满足吧。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押沙龙，押沙龙！》的昆丁·康普生，在自己对一个南方世家的兴盛衰败的家史了解之后，说到：“我并不恨南方。我并不恨南方，他想，一面在寒冷的空气中，在新英格兰铁一般的黑夜中喘着气想着；　‘我不，我不，我不恨南方。’”这正是福克纳对南方的爱的集中体现。

　　从个人原因来说，并不是每一个出生于南方世家的后代子孙都一定会对南方有这么强烈的爱，何况，从这种世家中走出来的叛逆之子也不乏其人，而福克纳显然并没有成为这个行列中的一员。他对生他养他、并选中要在这里度过一生的南方自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片土地，这片上帝恩赐的得天独厚的美国南方，有森林向人们提供猎场，有河流提供鱼群，有深厚肥沃的土地让人们播种，有滋润的春天使植物发芽，有漫长的夏季让庄稼成熟，有宁静的秋天可以收割，有短暂而温和的冬天让人畜休憩。他有很重的乡土人情观念，他认为这里的人更有人情味。他少年时代便喜欢听镇上上年纪的人聊天，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当他已开始创作时，他仍然乐于同亲人团聚、交往、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他不仅同白人，也同黑人、印度安人交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他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上。在福克纳的世界里，过去与现在紧紧相联，不可分割，他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过去永远不会逝去。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那些在南方历史上曾有过的，家庭里、家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使他眷恋南方。

　　就社会历史原因来说，南北战争——这场决定南北双方命运的战争，南方吃尽了败仗、南方的小农的自耕农理想和种植园主的土地贵族的理想都瓦解了。特别是种植园经济的崩溃，蓄奴制显贵的迅速败落，北方资本侵入南方，南方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这一切迫使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重负。随着“旧南方”的崩溃，“新南方”的到来，他们自称为“败仗子孙”，情不自禁地以昔日南方蓄奴显贵的情怀，来追思既往、冷对现实；以一种难言的忧伤和深沉的眷恋，唱一曲深切怀念往日的“庄园之歌”。福克纳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出版的那一年开始，就一直在谈论南方，叙述自己对南方的种种矛盾复杂的情感。是的，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整个南方作家，徘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既瞻望未来的新世界，又留恋逝去的岁月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当历史的陈迹随着大工业的生产在美国其它地方渐渐消失时，只有南方还保留着许多散发着神秘气息、发人幽思的遗迹。在当时南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几乎“很难遇到一个不缅怀过去的人物”，福克纳也不例外。再则，新的社会现实使他面临着怎样对待本地区的过去这样一个总问题，是“应该尊敬他们的祖辈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社会的荣誉感和基督教的虔诚，让逝去岁月的生活复返并理想化呢？还是应该谴责建立联邦帝国的梦想，站在那些为纺车呼呼作响和伯明翰钢铁城的冲天火光而感到高兴的新南方领导者一边呢？”这是他和当时许多南方作家必须刻不容缓作出决定的问题。但是，南方的新现实、新秩序却令这些作家反感，反而促使这些作家包括福克纳，都倾向于过去。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就锻造出了福克纳复杂而矛盾的个性——“一个置身于现代南方社会中的具有传统思想的人。”然而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为自己对南方社会的怀念的激情所淹没，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反使他又对旧南方产生了恨，恨这一块充满了罪恶和诅咒的土地；也使他产生了恐惧，担心由于人们的无知或冷酷、自私的实利主义会毁掉传统中本应保留的美好的东西，并把这种担心与人类的普遍命运问题联在一起。

　　福克纳作为南方文学的魁首，主要是靠他的创作实绩和他的创作个性来确定的。他的创作实绩是任何一位南方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一生共写有十九部长篇和七、八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十五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便构成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套世系自成系统，福克纳说：“不仅每一部书得有一个构思布局，一位艺术家的全部作品也得有个整体规划”，这样，他便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就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同时，这套世系也充分体现了福克纳的创作个性，而他的创作个性又与他的个性、他对南方的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爱才恨，这是他的创作个性的第一个方面。

　　福克纳爱南方，但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思想又使他不能忍受南方充满不义和暴行的历史，他对南方真相的揭示是让人吃惊的。威勒德·索普曾经提到，福克纳　（以及考德威尔）做得如此的彻底，以致在本州竟被认为非但未能保护自己的乡亲，而且是在败坏他们的名誉。福克纳访问日本时，日本人对此也不能理解：既然他热爱南方，何以如此无情地揭示它的罪恶和卑鄙的现实呢？福克纳的回答是，只写南方的优点和美德，将“无助于改造那些坏人坏事”。他必须使人民感到无比愤怒或和羞愧难忍，然后他们才能下决心去弥补自己的罪恶。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的独特之处。

　　从情感上讲，作为南方古老世家的子孙，他对注定灭亡的那个阶级充满着同情，但理智又使他对严酷存在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他清醒地认识到：“自从1865年以来，南方已经死亡，到处都是喋喋不休、怒气冲天的孤魂野鬼。”他象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把封建贵族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一样，在这套世系中也把南方贵族描写成了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充分展示了南方历史的丑恶。

　　南方之所以被诅咒，之所以遭到无法避免的衰落厄运，其根源就在于蓄奴制。那些种植园主所拥有的“温文尔雅的生活环境、骑士风度、勇往直前和往往是极其鲜明的个性，”是以野蛮残酷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制度严重地伤害了黑人，任意地作践他们，视他们为动物，从而沾污这片土地，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诅咒，也为自身的衰落从内部造就了反抗者。不仅如此，对那些种植园主来说，这种制度也扭曲了他们自身，使他们犯下了种种罪孽。由这种制度而产生的南方精神文化和先辈们所犯下的罪孽，又给他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和诅咒，使他们要么背着罪恶感和负疚感的沉重包袱，要么死守失去了生命力的固有传统，因而无法适应新的现实，成了生活中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