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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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作品就是围绕着康普生家庭成员的不同命运　（另外也包括迪尔西的故事）展开的，由此而反映了康普生家庭的悲剧，并深刻地揭示了作品的主旨。

　　凯蒂是书中虽没有正面出场然而又是无处不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有关她一生的不幸命运的叙写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她也是作者创作这个作品最早的契机。福克纳曾说，他是从一个画面开始构思创作这个作品的，这个画面就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穿着屁股上尽是泥巴的裤子，爬在树上，从窗子里偷看奶奶的丧礼，后来作者又意识到弄脏的裤子倒很有象征意义，“于是便把那个人物形象改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姑娘，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人疼爱她、体帖她、同情她，她就攀着落水管往下爬，逃出了她唯一的栖身之所”、这个改变的形象其实就是凯蒂和小昆丁的混合形象。所以，福克纳说，悲剧的主人公是凯蒂母女俩，“两个迷途彷徨的妇女”，但总的看来，凯蒂的悲剧是最重要的，小昆丁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凯蒂悲剧的变奏，补充和加强。

　　童年时代的凯蒂可以说是个“自然之女”，她既不为家庭的各种清规戒律所束缚，也不懂得外界社会如何看待自己，要求自己，她凭着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就象伊甸园中尚未偷吃禁果的夏娃。她天真、活泼、生性善良，富有同情心。她象母亲似的照料白痴弟弟班吉，为了这个弟弟，她甚至赶走了男朋友，放弃了香水。她喜欢哥哥昆丁，而讨厌爱告状的弟弟杰生，她的这些所做所为，率真、自然、全无矫饰。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自然天性的要求和她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逐渐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矛盾。她从小就争强好胜，富有反抗精神和参与意识，做游戏要当国王、将军，和男孩子一样，他们干什么她也干什么，所以她敢于爬上树偷看奶奶的丧礼。对于母亲的训诫，什么不要象下人那样去叫小名，不要抱班吉，免得影响脊背，体态变得跟洗衣婆一样，她都不加以理会。但这种顽强表现自己个性的精神，与家庭要求她扮演的淑女形象和社会要求她扮演的被动、顺从、温柔的社会角色是不相容的，冲突是必然的。从此，这个“自然之女”便被逐出了乐园，她的痛苦和不幸便由此开始而且越来越沉重。

　　家庭给她的淑女角色的压力和放在她柔弱肩上的不胜负担的责任的压力，一步步地把她推入了不幸和罪恶的深渊。对康普生先生、尤其是康普生太太来说，她必须为这个家庭的体面和荣誉牺牲一个正常女人发自内心的正常需要，而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一位又体面又有钱的人作妻子，不管什么爱情不爱情。当康普生太太发现凯蒂与一个小伙子接吻时，她便穿上丧服戴上面纱，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以此加重凯蒂的心理压力。对昆丁来说，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女人，只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象征。她必须，也只能是洁白无瑕，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有意在剥夺她做为一个女人的权利，迫使她成为南方淑女规范的奴隶，可表面上，他们又都在说是为她好，是爱她的。另一方面，就是责任感的压力，作为父亲的康普生先生，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都没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康普生太太又整日顾影自怜、无病呻吟，并没有承担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应该承担的责任，孩子们所需要的爱和温暖、帮助和引导都无法满足。而天性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凯蒂便成了这个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无形之中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和角色。她不仅是那个在别人眼中可怜的罪孽的、令人讨厌的白痴弟弟班吉的实际母亲，也是那个生性敏感、感情脆弱的哥哥昆丁的精神母亲，她实质上就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支柱。对于富有反抗个性的凯蒂来说，加于她身上的种种束缚不仅不能使她就范，反而促使她去反抗，去争脱这种束缚；那对她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只会使她忘而却步，反而要逃避这种负担，正如有人所说的，“太多的责任导致她不负责任”。在这个家庭里，唯独她没有人疼爱、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同情、体贴，没有人给予理解。她只好向外寻求这种需要的满足。这一方面是她要逃避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她作为青春女性的合乎自然的一种需求。但是，她的打扮和同男孩的约会，却引起了家里的一片慌乱：杰生的臭骂、母亲的嫌恶、父亲的伤感、班吉的痛苦和昆丁的不满及痛苦，使她对自己的行为也产生了一种沉重的罪恶感。在她推开男朋友查利后，曾答应班吉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离开他，之后，她哭了，这哭声充分反映了她内心的无限痛苦和委屈。在班吉的吼声中，“她蜷缩在墙跟前变得越来越小只见到一张发白的脸她的眼珠鼓了出来好象有人用大拇指抠似的”。但是，她不想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便只好接受她母亲所说的“要就是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就是不当”的观点，认为自己是个坏女人，把自己内心的欲望看成恶魔，她告诉昆丁“我反正是个坏姑娘你拦也拦不住我了”。正是这种种的压力，尤其是昆丁和班吉的压力，促使她走上了堕落的道路。

　　后来昆丁又毫无道理地赶走了她的情人达尔顿·艾密司，使她失去了热恋中的情人，她从此心灰意冷，“象死了一样”。她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承认自己是邪恶的，开始自暴自弃，随便与男人发生关系，结果怀了身孕。她不再抗争，不再为自己的幸福考虑，而被动地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一个有钱的但她并不爱的赫伯特·海德。婚前她一心为父亲和昆丁、班吉忧虑，婚后又遭遗弃，为了家庭的体面和荣誉，她同家人几乎断绝来往，浪迹天涯，卖身求生，只希望她的私生女小昆丁将来能过上比自己幸福的日子。她不仅被剥夺了做一个女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做为一个母亲的权利。为了照顾小昆丁，她不得不忍受亲生弟弟杰生对她的冷酷而残忍的敲诈和报复。但小昆丁在那个家中同样没有得到温暖和帮助，几乎重蹈了她的复辙，最终逃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小昆丁失踪以后，她真正“死亡”了，她再不希望得到什么，当然也再不会有什么失去了，她完全无所谓完全麻木了。就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女性终于被社会的习俗和各种压力毁灭了。

　　凯蒂的悲剧无疑是深刻的，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她的悲剧正是因为这个家庭死守旧的南方传统，只要荣誉体面，家庭成员缺乏温暖所导致的。它迫使子女畸形发展，心理失衡，最终走向了它希望的对立面，走向了毁灭。凯蒂由天真烂漫的少女到放荡堕落的变化正反映了康普生家族的没落，而这个南方传统的典型家庭的没落，也揭示了南方旧传统的罪恶和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

　　昆丁则是这种南方旧传统的又一个牺牲品，这个南方种植园主的后代，孤傲而又极其敏感，感情极其脆弱。在南方衰败后，面对着在北方资本主义方式侵入下混乱的新的社会现实，他既不理解也不能适应，却力图维护那一去不返已失去生命力的南方的旧传统。

　　在这个家庭中，作为长子，从小至大，父亲的没落感、颓唐的人生态度、对昔日光荣过去的缅怀、都深深地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但父母并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从父母的安排去哈佛大学读书，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家庭挣得一个好名声。为此，父亲卖掉了家中仅剩的一块属于班吉的牧场为他交学费。父母的重托、花掉属于可怜的白痴弟弟的财产，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面对衰败的家庭，他既无重整的大志，更无回天法术。家庭的影响及其所赋予他的责任感，使他把家庭的荣誉和体面看得高于一切，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可他又把这一切都象征性地集中到凯蒂身上，而凯蒂的贞操似乎就是这一切的保障。这种旧观念严重损害了他的心灵，他几乎被异化成了观念的奴隶，既不为自己的幸福考虑，也不为凯蒂的幸福着想。他只希望从凯蒂那里有所得，既不愿理解她，也不曾为她有所付出。对他来说，凯蒂不再是一个女人，一个妹妹，而是他的精神母亲，他的理想的象征。在他看来，只要保住凯蒂，保住凯蒂的贞操，就可以保住一切。他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缺乏起码的生活嗅觉及对现实的正常的判断能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也作了努力，但却是如此地无力和消极。当他得知凯蒂与达尔顿·艾密司发生了关系时，他恨不得杀了达尔顿。他与达尔顿打了一架，但当达尔顿把手枪放在他手中让他开枪时，他却不敢了；他甚至也想杀死凯蒂，他把小刀放在凯蒂的喉咙上，当凯蒂让他用力捅下去时，他同样不敢，他只有狂乱的思想，却缺乏行动的勇气。与他那些富于开拓精神和驰聘疆场上的祖辈相比，从精神到体质都显得过于孱弱。然而他力图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斗争赋予悲剧色彩。他愿成为一个“无辜的罪人”而承担责任并为此去死，去下地狱，故意言过其实地向父亲声称他与凯蒂发生了乱伦关系，然而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的话，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其潜意识中尚存有这种念头：占有凯蒂、拥有凯蒂、保住理想，他夸大这个并不存在的事实，就是为了阻止凯蒂的结婚。

　　为了保住理想，他认为时间也是大敌，时间的流逝即意味着理想的消失，意味着死亡。假如时间能固定下来，固定在旧时代，也许一切厄运便不会降临，他幻想中的辉煌的南方也将永远辉煌，气愤之中，他砸碎了祖传下来的表。

　　他的所有的这些斗争无非是要逃避他面临的现实，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奋不顾身、积极奋斗，他最后却以自杀一了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昆丁是现代的“堂吉诃德”，但他又是一个“被扭曲了的英雄”。他已丧失了昔日的英雄的光彩，他的悲剧也缺乏一种严肃而崇高的动人力量。他最终同现实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直至自杀，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去维护的旧传统已失去了价值，因而，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却不无讽刺地嘲弄了他自己。

　　他总是把自己封闭在想入非非的幻想世界里，在这里，他把不实际当作实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象他自杀前在桥上所遇到的三个钓鱼的孩子，还没有钓到那只蹲鱼，便开始争论钓鱼以后的事，而且信以为真。他真的以为他和凯蒂发生了乱伦关系，真的以为凯蒂会和他一起下地狱，“纯洁的火焰”会使他俩“超越死亡”，真的以为可以让凯蒂、班吉和他一起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他们的地方去，真的以为砸碎了手表，时间便会活起来，过去永远可以是现在……他也想把凯蒂封闭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以与他不满的外界现实隔绝开来。他的这种逃避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他所维护的已不复有活力的道德准则，注定了他的失败，也注定了他的厄运。不管他怎样努力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创造走向悲剧的条件，怎样试图把无意义的堕落转化成有意义的毁灭，都是于事无补的。

　　作为康普生家族的最后一代精神代表，他的死亡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家族死亡的标志，也更进一步揭示了南方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