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宋书-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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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哥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哥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籓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鄴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符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哥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哥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哥，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哥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籓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哥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恆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恆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祗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捨琛贰ⅰ侗备毫樵馈贰ⅰ豆鹗靼籽�》、《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哥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