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首次面世作品选萃-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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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一切地长大，不管细菌的威胁，还有，很快人们就教我的，罪恶的威胁──但这还在其次。致命的罪恶可以害死它的罪魁祸首（在我身边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最可怕的，不是不存在罪恶的细菌──人可以到处犯罪，甚至在本土──但人们不仅可以在行动上犯罪甚至还可以在思想中犯罪，在这片大殖民地上，细菌四处蠕动，在这种事情上毫不留情，而思想，它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却照样可以害死它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威胁都没能阻止我长大──我的骨骼的钙化对此置若罔闻，并没有延缓自身的生长。当谎言也和霍乱一样能害死人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比我自身的不幸、我自身的细菌、我自身的毒蛇强一千倍了，如果我生在第戎，几个月都生活在一根绷紧的吊绳上，除了烦心去避免我自身不可见的和不可控制的东西，身外的细菌、体内致命的思想，都不能阻止我在适龄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如果这是所有如此微妙、如此艰难的分分秒秒组成的惊险杂技，有时候我还是会惊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从容地经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成功了。中国变得更加遥远了，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对自己说存在是怎样的竞争，人们教我只有白人才真正地竞赛，而当地人，他们被淘汰、不让从事公职，是因为从他们一出生、甚至永生永世都罪孽深重，怎么斗争都无济于事，致命的罪恶也害不死他们，因为可以说他们是免疫的，就算罪恶在他们的灵魂里蚁聚，像细菌在他们体内一样，都是无害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此外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因为如果罪恶也会害死他们，那么法国人，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在印度支那会怎样？）是的，然而，是的，我还记得。那中国人呢？我问自己。中国人什么？他们也一样罪孽深重？但是中国人，人们对我说，他们跟我们无关，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我们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何必去操心中国人呢？
中国的小脚（3）
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一天，我很高兴地发现，人不会动不动就因为罪恶而死去──啊！完全相反──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骗我告诉我先前那些相反的东西的人都健康如鲜花怒放。我发现这一推理的时候已经应该算很晚了，但我还是像每个人一样发现了它。这就是我童年的终结。后来人们教我几何、法语、拼写和殖民征服的伟大，关于终究离开了父
母家的贞德的事迹，关于反殖民统治的革命，关于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个粗人，关于圣茹斯特，说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关于路易十六，他原本可以尽快逃走的，关于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关于法国，她是我的祖国，她付给殖民地公务员的工资却不高，这以后什么都不能再阻止我去怀疑所有话语，最终理智地成长。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总得让童年过去。这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回到童稚之年的中国，回到那些小鸡和那些小脚。很多，真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很漫长。十七岁的时候，当我到了法国，我还想在卢森堡公园玩捉迷藏。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喝我旅店房间里的水了。说服自己蛀虫是无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做到了。我和每个人一样，也学会了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是无穷的宝藏。在这些小小的成功面前，其余的都无足轻重。每样东西都有各自的时间。就是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其它的凯旋，伟大的凯旋，于是我们就成了和大家一样的人，于是中国在你的土地上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因为什么都无济于事，中国总会和你有关，人类的新的微笑不是一直都和你有关么？不。我希望她跟你有更多的关系，怎么说呢？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显然已经和你有关系了。当然，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满足是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很小的生命特别热切期盼的，它们在大人眼里不足挂齿、视而不见，但孩子们却非常在意。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比如说知道一个蛋壳不能被好斗的、忘恩负义的嘴巴最初的几下子啄开，只有一只小鸡雏的绝望和盲目，蛋壳完好无损，从此一无是处。或者知道有那么一些脚的存在，被窒息、被扼杀，在它们所谓的主人有意无意的时候簌簌地在阳光下索取立锥之地。但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过来的，总之，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从小脚或小鸡或其它东西开始，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教育──最坏的和最好的都一样──我们总能企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写于1950左右）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1）
我永远都不会去见克里斯蒂娜·V。。太迟了。但我见过法官，他肯定是离这个女人最近的人。她对他说的话想必最多。他说：“对我而言，要控告她，要熬过那个时刻真是可怕。”他说克里斯蒂娜聪明，说她垮了，精神方面。我问她的脸长什么样。和德尼·罗贝尔一样，他也说是一张漂亮的面孔，但眼神略微有些心不在焉。今天早上，星期六，我在把她送去监狱的车上看到一张她的照片，我也觉察到了这种心不在焉，这种目光凝住的微微的呆滞。
房子，我见过。艾力克·法弗罗起先没找到路。兜了一圈又一圈，它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孤零零的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丘上。一看到房子，我叫起来：罪行发生过。这就是我的想法。它超越了理智。天下着小雨，风敲打着紧闭的门窗就像出事那天一样。房子是新的。要卖掉。这是一座孚日山区的木屋，屋顶的斜度不一。周围，空旷的丘陵，荒凉的道路，低处，晦暗的冷杉林……在冷杉林间，是小河流。
晚上，我们谈到了凶案，我们一直谈了四十八小时。那是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当我看到房子的时候会叫出声来。我无法弄明白。第二天我回到巴黎，我给S。朱利打电话，我跟他说我不打算写文章。而后来，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开始写它。那天早上一通告诉我克里斯蒂娜·V。被捕的电话之后，我又继续写它。
孤身一人就像创世之初
孩子应该是在房子里被杀害的。后来再被淹到水里。这就是我看到的。它超越了理智。我看到这场凶案，并没有考虑到正行使在它身上的司法公正。什么都没有。对于我而言，我只看到它在世界的中心，只和时间，和上帝有关。从上帝那里，我没有得知任何东西。没有人见过孩子在屋前玩耍。最近的邻居女农场主那天傍晚没看见孩子，而平时她把奶牛赶回牛棚的时候总能见到他。此外，那堆用来玩耍的沙子，它不存在。那是一堆砾石，掺杂了水泥和沙子。那根本就造不出形状，孩子没法拿它玩。插在砾石堆上的铲子，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谎言或一个错误。只是为了让人相信。一个记者，一个摄影师或一个罪犯。父亲曾让人在孩子的房间的墙上贴了印着摩托车赛图案的墙纸。他也曾买过一辆小摩托车，为了带孩子出去兜风，为了教他骑。那曾是这个孩子喜欢的摩托车，比赛用的，飞快的大玩意儿。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游戏。
孩子，是的，我不能阻止自己去这样以为，突如其来的念头，不管凶手是谁，孩子应该是在房子里遇害的。关上百叶窗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才去把他淹在小河里。是在这里杀了他，或许在一种柔情中，或许在一种突如其来、难以计量的、疯狂了的爱中，以为必须要这么做。从小河那边，没有传来任何呻吟、任何叫喊，谁都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当他被扔到河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第一个说起孩子失踪的人，是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V。。是她去看奶妈，问她是否见过孩子，是否孩子在她家里。一旦到了奶妈家，不曾期待的，我应该说是让人震惊的是，克里斯蒂娜·V。问完问题后就马上谈起了她自己，谈她的生活。她说：“你不能想象我这些年所忍受的生活。”她所说的是乌鸦的信？似乎她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所忍受的生活，他和我。没有因为孩子的失踪而马上焦虑不安，克里斯蒂娜·V。谈论的是她所忍受的存在。就好像孩子的失踪预示着一个不幸的降临将关上过去的不幸的闸门。这一点让我觉得谋杀的理由离我们很近，在克里斯蒂娜·V。的生活和她孩子的失踪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但或许只是因为尚且为时太早她才没有真正担心孩子的失踪？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许她并不担心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过是来找奶妈聊聊天，借口孩子不见了来谈谈她自己和她的生活。或许她不担心，也是因为孩子常常出去。谁知道？像这样，或许他和他父亲一起出去，有时候他们或许忘了跟她说，她也不为此而抱怨，因为她或许喜欢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孤身一人就像创世之初。有可能。在这种孤独中，对不幸的证实每晚都不可救药地迈近一点，这也有可能。而这种不幸的进展她没见它们是怎么完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她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一个夜晚降临在她，无辜的克里斯蒂娜·V。身上，她或许杀了人而不自知，就像我写作而不自知一样，眼睛对着玻璃，努力要把十月某一天渐渐扩大的黑暗看清楚。
或许她忘了。她会忘了什么？这个：对她来说，或许根本没有过孩子失踪这回事，只是对别人来说才有过孩子失踪这回事，她原本该把她知道的藏在心里，当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这一冒失，这一疏忽，不去一味地谈论孩子，谈他突然的、令人眩晕的失踪，或干脆沉默，克里斯蒂娜·V。却吐露了一段隐情，关于自身的存在，深刻的，超越了时间。我认为人们还可以说得更多，认为克里斯蒂娜·V。去奶妈家就是为了跟她说这些，这个句子一次性地透露了一切，过去的地狱和将来的地狱。
她还忘了别的。那奶妈，克里斯蒂娜的女友，住在离她家不止一公里远的地方。孩子回他的奶妈家里，步行走那么远的路，这些都是最不可能的假设，但克里斯蒂娜·V。却到那里找她的孩子。那个她最没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因此她只是单单为了去才去那里？如果是这样，吐露生活不幸的隐情就成了多余。
生活，在这些房子里，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有这些情况，这些疏漏，这些冒失，这一置自身的不幸于孩子的丢失之上──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