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精神洞穴的烛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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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怀孕而被主人赶走，后来沦为妓女。她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折磨，并被有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牢房。在审判玛丝洛娃的时候，恰巧聂赫留朵夫亦在现场。他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自己，竟然给这位妇女带来了如此的灾难。他开始忏悔起来，他的良心受到了长久的、痛苦的谴责。聂赫留朵夫决心与玛丝洛娃结婚，但受到拒绝。聂赫留朵夫后来随女主人公一同来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里，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托尔斯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搜寻到世俗人自我新生的途径，即通过心灵的角斗自省，与丑恶和习惯势力决裂。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复活》中对聂赫留朵夫的内省心理，剖示得极为精采：

　　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扫除过了；因此他良心的要求和

　　他所过的生活中间的不调和，比以前各次都要厉害。他看见这回的裂口竟有这么大，不由

　　得吓呆了。裂口既有这么大，积污又有那么多，他绝望，觉得打扫不干净了。“你不是早

　　就试验过要纠正自己，叫自己变得好一点，结果却一场空吗？”内心的诱惑声音轻轻说道。“再试一回，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大家都是一样，生活原就是

　　这么回事嘛，”那声音轻轻说着。可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只有他才是真实的，只有他

　　才有力量，只有他才是永恒的）已经在聂赫留朵夫的心里觉醒了，他不能不相信他。他希

　　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中间尽管有很大的距离，可是在刚刚

　　醒来的精神的人看来，却没有一样事情是办不到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打破这个束缚着我的虚伪；我要对人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坚决地大声说。“我要对米西说老实话，告诉她说我是个浪子，不配跟她

　　结婚，我平白无故的搅得她不安。我要对玛丽亚·华西列芙娜，贵族领袖的妻子，说……

　　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坏蛋，我欺骗了他。我要把遗产处理

　　得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理由，而且承认我的理由纯正。我要对卡丘霞说：我是坏蛋，我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的力量减轻她的厄运。对了，我要去见她，求她宽恕我。……“对了，我要照小孩子那样求她饶恕我。”……他停住——“如果必要的话，我就

　　跟她结婚。”他又停住，照他小时候那样在胸前合抱着两只手，抬起眼睛，对一个人说：“主啊，帮助我，开导我，到我心中来，清除我胸中的一切污垢！”

　　这是最典型的托尔斯泰式的精神，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过于坦露阴郁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理念的参预。面对人类的不幸，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可他同时也像一个上帝使者一样，真诚而悲哀地向人间发出叹息之声，并把走向自救的路标，高高地举在头上。不幸的人呐，忏悔吧，勇敢地内省吧，只有皈依于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方可能超越苦难！托尔斯泰的这种咏叹是震聋发聩的，他把人类的良知，人类的信念，最动人地外化在小说之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变得光彩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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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文坛上，契诃夫是又一颗灿烂的明星。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生于塔干罗格城一个小商人家庭。1879年他到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求学，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在医院生活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对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1880年，他首次在《蜻蜓》杂志上发表小说作品。1884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五颜六色的故事》、《天真的话》、《短篇小说集》等。1887年后，他发表了小说《草原》、《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未婚妻》、《套中人》和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应。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继承了俄国许多优秀文人的思想传统，而且也在艺术形式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契诃夫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奏完了一部壮丽的乐章。

　　早期契诃夫的作品幽默滑稽，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幼稚的痕迹，但他对世俗的和丑陋的社会现象，鞭挞得很厉害。著名的短篇小说　《变色龙》，诙谐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巡官的形象。在主子的面前，他是十足的奴才；而在奴才们面前，他又摆出主子的架式。这种看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油滑、卑贱的人生，在契诃夫看来，正是俄国社会阶级压迫的写照。契诃夫在众多的作品里，挖苦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小说《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等，对人的心理的维妙维肖的把握，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而在《苦恼》、《万卡》等作品中，他又以十分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人的苦难。《苦恼》描绘了一个马车夫的不幸故事，他的孩子死了，可他来不及去照料家事，仍在雪天里劳作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马儿，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倾诉自己情感的对象。这篇小说以凄惨的调子，展示了下层百姓的苦难，其感人程度，是很深的。小说《万卡》，故事也十分简单，作者通过做童工的九岁的万卡，在作坊休息间给祖父写信的故事，真切地表现了俄国少年的不幸。《万卡》的情调是沉闷的，一方面的残酷的黑暗，一方面是天真可爱的少年的心，这两个对照的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幼小的孩子都承受着摧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么？契诃夫写得不露声色，但其中却释放出情感的冲击波。《万卡》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可以称是短篇小说的杰作，它的现实意义，绝不亚于那些黄钟大吕式的作品。

　　契诃夫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说教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统统掩埋在作品的细节里。小说《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精湛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从人物的特点。从故事的情节中，形象地写出社会的风貌，和人的心理状态。他不是以理性的独白取胜，而是以细节的真实取胜，许多作品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第六病室》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在契诃夫那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契诃夫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精神的囚牢。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竟被当成“疯子”关进病室之中，这个病态的、毫无人性的国度，把人的健全的情感，残酷地摧毁了。契诃夫用形象可感的细节，描绘了格罗莫夫和拉京的精神个性，这两个相反的艺术形象，都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后都是些灰色的记忆。格罗莫夫是位头脑清醒的人，他自始至终是现存世界的否定者，当被关进病室中时，他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格罗莫夫是俄国黑暗现实的见证人，从他的人道主义激情里，可以领略到契诃夫的正义的思想，这一形象，浓缩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拉京是一位不谙世理的人，他与格罗莫夫相反，对俄国冷酷的现实看得不清，甚至被假象所蒙蔽。但是生活最后还是处罚了他，他被撤了职，也被关进了疯人病室中。他事先所信抑的一切，被无情地粉碎了。契诃夫从两个不同人的不幸命运，向读者指出了俄国专制社会的不可救药性。这都作品以极细腻的手法、逼真的画面和某些略带象征性的背景，烘托出一个动人的精神主题。

　　契诃夫不仅小说写得好，剧本也有独创性。　《蠢货》、《求婚》、《结婚》、《纪念日》等，喜剧色彩很浓；而《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和他的小说一样，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表现出生活的诸多矛盾性。契诃夫对戏剧创作的贡献是重大的。有的文学史家指出：“他最重要的革新表现在剧本的取材和情节上。他从不靠杜撰离奇曲折的情节来追求　‘舞台效果’，他只是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凡的现象中发掘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使剧本具有严肃和深刻和内容。这和他在小说题材方面的革新是一致的”　（《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对东西方的作家影响十分广泛。俄国后来小说、戏剧的发展，深深地印上他的某些痕迹。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影响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巴金在纪念契诃逝世五十周年时说道：“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枝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巴金的感慨是真诚的。契诃夫对一切寻找自由的国度的人们，是有着不灭的魅力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获得精神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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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高尔基的出现，俄国文学在真正的意义上，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学。高尔基本人出身寒苦，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是人民苦难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者。他不像以往那些作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创作的。他一直在非人道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生命体验，带有常人没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他在众多的小说和剧作中，展示了人民怎样受难、怎样困顿的历史。后来，他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文学，创作出　《母亲》等名篇。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的色泽，已带上更浓的精神寓意了，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开始被社会革命的激情所冲击着。高尔基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觉配合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新生的苏联，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高尔基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的新的时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前人不同的风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就可以发现，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哲学精神和社会学理论，对每位作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高尔基等，在哲学或艺术理论上，都是颇有功力和建树的。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令世人惊异的，与此同时，影响文学事业的理论精神，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论家辈出的时供。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