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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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老百姓“应该”或者“已经”变成绵羊,那么,他们生存的目的自然就是被统治者所管理、所利用、所宰杀,这个逻辑是顺理成章的;反过来说,羊群因为无知无识而不再可能胡思乱想妄议朝政,同时也绝不应该对政策有任何的发言权——这也很好理解:牧羊人做事犯不着跟羊商量,聪明人做事也犯不着跟傻瓜商量。这也就是说:儒家一直强调的所谓“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里的涵义是:民心向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要有足够的手段来凝聚民心。——现在社会的传销组织给了我们一个近在眼前的样板。
——看,从《老子》顺理成章地一推,就推到《韩非子》了。《韩非子·显学》说: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韩非子明显对民心表示不屑,对提倡“得民心”的儒家更是不屑。他在这段里说:“巫婆神汉向人说吉祥话,说的都是些什么‘祝您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之类的东西,可说得再多,有用吗,都是扯淡!现在儒家那些人就是这种巫婆神汉的作风,动不动就劝说国君:‘听了我这一套,您就可以称王称霸。’可说的东西全是虚头八脑的,什么仁义呀、民心呀,一点儿切实的都没有,明理的国君是不去理会这些骗子的。
“二把刀的政论家经常会提到‘得民心’如何重要,我呸,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不是雪亮的,统治者只要有能力控制舆论导向,老百姓能知道什么真假对错呢!如果搞政治真要得民心才行,还要伊尹、管仲那些职业经理人作什么,老百姓怎么说国君就怎么做呗!
“说实在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笨蛋,他们那点儿小脑瓜比婴儿强不到哪儿去,用鼠目寸光来形容他们实在再恰当不过了。好比国君命令开垦农田,这本来是对老百姓大有好处的事情,可他们却会认为国君太严酷了;国君搞严打,维护社会治安,这是多好的事啊,可老百姓居然还会埋怨国君残忍;国君征税,这是为了救灾和国防作准备,可老百姓会认为国君太贪;国君要求大家狠斗私字一闪念,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老百姓却认为国君暴虐。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真没素质!想当初,大禹治水,子产改革,一片反对之声,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全错了,只有众矢之地的大禹和子产是对的。所以说,搞政治最听不得民众的意见,就算实在非听不可,不妨像涨价听证会那样走走形式也就行了。”
看,从《黄帝四经》到《老子》,到《韩非子》,再联系一下《管子》,从尊君到卑臣,再到愚民,全是一个逻辑贯穿下来的,有黄老必有申韩。嗯,如果继续推演下去呢,结果可能出人意料。——我们看看《韩非子·忠孝》: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弒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忠孝之道也是儒家的一个主要思想,前文讲过,先秦儒家所谓的“忠”并非专制时代所谓的“忠”,而“孝”的意义同样也有前后区别。在韩非子看来,儒家的忠孝主张不但对国家没有好处,反倒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
韩非子说:“瞧你们儒家推崇的那些所谓圣人,什么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要么就是颠倒君臣的名份,要么就是弑君作乱,没一个好东西。这些人有什么好学的,越学天下越乱。要照我说,真正的好君主应该有能力统御臣下,真正的好臣子也应该服服帖帖地侍奉君主,哪能君主觉得臣子好就让位给他,哪能臣子觉得君主不好就取而代之呢?就算君主是个二百五,那也是君主,做臣子的也得老实本分,不能有一丁点儿的非分之想。治国要靠法度,不能靠贤人,田氏篡了齐国,戴氏篡了宋国,这田氏和戴氏都没少出贤人,结果怎么样,国君重用贤人,却被贤人把国家给篡夺了。所以说,治国要重法制,有不可改变的一定之规,而不能重贤人。我听人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看出什么来没有?韩非子虽然明白反对儒家的忠孝之说,而他“听人说”的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这不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么?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攻击儒家的“三纲”,虽然出自大儒董仲舒之口,却能在时代更早的韩非子那里找到呼应?!这样看来,儒家发展到董仲舒这里,虽然表面上被官方独尊,但其内涵已经非常的驳杂不纯了,不但“春秋大义”被阴阳五行搞得云山雾罩,还被作为断案的法理依据,甚至连“三纲”这样的儒家最新核心理论原来也是法家的思想,无条件的尊君卑臣也本是道、法两家的意见。
——从上文来看,道、法也未必就是截然的两家。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看《老子》。
《老子》之难解,首先就是一个“道”字。“道”就真有那么玄吗?
其实,就算这“道”真的很玄,恐怕也说明不了它的高明。很多人常有一种误解,觉得就信仰和迷信来说,那些具体的人格化的神是最普遍的,因而也最是平淡无奇的,而一种超自然的、非人格的“道”却令人耳目一新,实在高明得很。——如果你读过科德林顿写于一百年前的《美拉尼西亚人》,读过马雷特紧随其后发表的《前万物有灵论的宗教》,恐怕你就会改变看法了。(呵呵,说这话我有点儿心虚,因为这两本书我自己也没看过,只是从其他一些地方看过介绍。)科德林顿是位传教士,他在美拉尼西亚传教的同时认真考察了当地的土著,发现土著们普遍相信一种叫做“玛纳”的东西,这“玛纳”既是超自然的,又是非人格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东西,正所谓“玛纳可道,非常玛纳”。简单讲,“玛纳”有点儿像是《圣斗士星矢》321里的“小宇宙”,但“玛纳”不仅是有身份的人有,还几乎无所不在,而且不分善恶。至于马雷特的意见,我就直接引用别人的归纳好了:“牛津的人类学家马雷特……进一步证实了科德林顿的意见……他提出宗教发展的第一阶段不是为神校膊皇嵌涎晕镏示榈拇嬖冢且恢钟煞侨烁竦某匀涣α浚ā昴伞┧狡鸬模ú⒂胫嗔┪肪甯小U庵掷砺墼诶斫馐非白诮痰谋硐中问椒矫嫫鹆朔浅V匾淖饔茫两袢员恍矶嗟谝涣鞯闹鋈隙ㄎ诮唐鹪吹淖詈媒馑怠!322
马雷特这个观点主要是针对那些认为“万物有灵论”才是最早的宗教起源的学者们的(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泰勒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如果马雷特的观点成立,那就意味着对超自然的、非人格的某种神秘物的信仰是一种最原始的信仰。——这倒让人好奇了:“道”的源头是否如此呢?(甚至,董仲舒的“天”不也是一样的吗?)
以上讨论仅供参考,毕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直接的联系马上就有了。
《老子》显然很长时间以来都被人和《庄子》等同观之,但近年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了。汉朝的帛书《老子》和如今的通行本《老子》内容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章节的编排次序却很不一样。现在我们都知道《老子》一开篇就是著名的那个“道可道,非常道”,而在帛书《老子》里,不仅序列和通行本不同,文字上也有一些出入。
文字的少许出入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毕竟传抄起来总不可能一直严丝合缝,可问题是,本来这一节的断句就是有争议的,字句若再有出入,断句就更麻烦了,而断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意思的不同。(古书一般没标点,于是断句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做“章句之学”。)
通行本一般的断句是这样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帛书甲本则是: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
在帛书没有出土之前,通行本的断句就常有争议,比如这句“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宋朝人很多就都是这么断的,现代不少本子的《老子》也是这么点标点的,但有人不服气,结果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