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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春秋大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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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自由,人民发明了一种隐喻法,于字里行间表现意思,称曰‘奴隶的言语’。”(周作人语)166
    有一点是很值得留心的:整个历史上,路温舒和司马光这样的举动并不多见,而“六条意见”的提出者和执行者却永远多如过江之鲫。这难免让人起疑:“这世上哪来的这么多无耻之徒?”——问题或者可以这样来说:“为什么全世界的无耻之徒有一多半都跑去做这一行了?”
    答案照例还是:“制度使然。”这就是北岛曾经以诗的语言做出的结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是呀,在专制制度之下,数不清的无耻工作并不会因为其无耻就没人来做,于是,“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哈耶克语)167“六条意见”这类审查性质的工作无疑也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工作之一。但是,事情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时候,一些分不清到底是可喜的还是可笑的变化就会悄然出现:“不久,就连那些审查官本身也不可靠了。由于受到排斥和嘲弄,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和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当‘检察官’成了一种可耻的称呼时,这种职业只能吸引最平庸者……”(科塞语)168
    好啦,以上就是路温舒“下蛋问题”的第一个解决方法。至于第二个解决方法,其风格是非常儒家的——许多时代里儒者们都会这样说:“只要上有明主,下有清官,事情这不就结了!”
    这倒是,上有太皇太后,下有司马光,事情这不就结了!
    可是,我们如果再追问一句:“那,除了撞大运之外,怎么才能让‘上有明主,下有清官’呢?”
    这也不难(至少说起来不难),儒家的标准答案是:“皇帝先要做到‘正心诚意’,只要上梁正了,下梁就不会歪。”
    宋代理学祖师爷程颐在绍兴八年得到追赠的时候,制词里就很赞扬他“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严格来说,“正心诚意”这个标准答案应该说是宋代理学家的标准答案,二程啦、朱熹啦,都是很主张这一套的。当然,这倒不是他们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早在孔孟那里就有渊源的。
    可是,这总让人心里不太踏实:这个答案真的管用吗?
    是呀,这个答案真的管用吗?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先哲们都斩钉截铁地给出过回答。——哈耶克的认真精神可以让我偷懒一下,他在《自由秩序原理》的一处注释里罗列了很多答案出来:
    谴责权力为罪魁祸首正如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地古老久远。希罗多德就曾让奥塔尼斯在他的关于民主的著名演讲里说:“即使将所有男人当中最优秀的那些安排在这个职位上,它大概都会改变他习惯的思维方式。”
    弥尔顿:“长期持续的权力可能会使最诚实、最正直的人腐败堕落。”
    孟德斯鸠:“从来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会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
    康德:“拥有权力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理智的自由判断。”
    伯克:“在历史记载中,许多最大的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然而,事实真相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亚当斯:“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并且失衡,它就总是会被滥用。”以及“绝对的权力将毫无区别地使暴君们、君主们、贵族们以及民主主义者们、雅各宾党人、无套裤汉陶醉着迷。”
    麦迪逊:“世人手中的一切权力均容易被滥用。”以及“权力无论存在于何处,均或多或少地容易被滥用。”
    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熊逸按:这句话在国内以另一种更加响亮的翻译而广为人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看看吧,这么多前辈高人,似乎都是一个论调哦,但这样的说法很不符合我们传统的儒家精神。还好,哈耶克的这个大费周章的注释当中还有一个压箱底的名句,这是罗特克在《绝对主义》一文里说的:“在毫无限制的独裁权力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恶意诱惑,只有最高尚无私的人才能抵制住这种诱惑。”——这才是我们儒家式的答案:独裁也好,极权也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在伟大领袖的无私胸怀里,权力只能是他造福人民的一个手段,他的权力越大,人民的福祉也就越高,正如最近广泛流传的《劳动新闻》报道金正日同志的那句感人万分的名言:“我现在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大小诸事,如果我休息一会儿,祖国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一步,一想到这个事实,想休息也休息不了。”——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今生若能踏上那片神圣的土地,我一定要给自己置办一身体面的西装以示敬意。好啦,回过头再来想想:路温舒如果赶上这样一位伟大的统帅,根本就用不着去操心什么凤凰蛋和乌鸦蛋,因为在伟大统帅的光辉感召之下,就连乌鸦蛋也会被感化成凤凰蛋的。
    儒家理想中的伟大领袖啊,只是,古人们期待了两千多年,也不知一共遇上了几个?
    更为现实的尴尬是:领袖似乎比普通老百姓更容易向堕落和愚蠢的一面发展,即便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显得英明伟大。
    看看他山之石,二百年前的一位英国人威廉·葛德文讲过一个比喻:设想一个外国人参加到我们繁杂的事务中来,他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商量,也没人帮他,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么?很快,一群恶棍、骗子、小偷就会围上他,欺骗他,糊弄他。最后,当他离开我们国家的时候,还是同他刚来的时候一样孤立无助,对这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葛德文接着说:国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国人。
    ——很让人吃惊的类比是吧?可是,国王真有这么惨吗?
    当然不是!葛德文说:比这还惨!国王和那个外国人之间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如果那个外国人脑瓜够灵的话,可以从那帮坏蛋的包围里逃脱出去,找到一些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可对一位国王来说,这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是办不到的。他被安置在自己特有的一个圈子里,被一种气氛包围着,不可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接近他的那些人所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了解真实情况,为此,这些人结成了阴谋集团。一个人,如果他无法自由接见来客,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同他最应该了解的人和物隔离开来,那么,不管他的名号上有多么高贵的尊称,他事实上都只是一个囚犯。169
    看来“上梁”要“正”确实比较困难哦,而“信阳事件”似乎可以成为葛德文说法的一个佐证。
    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和很多由来已久的丑事一样),还别说是专制时代,就算在封建时代,在国君的权力还远远没有无限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比如,郭店楚简里有一处记载鲁缪公问孔子的孙子子思“什么才是忠臣”,子思的回答是:“经常数落国君的就是忠臣。”这话挑战了鲁缪公的常识,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然,还有更让君主们心里不是滋味的事情,比如“上梁不正下梁歪”被人反过来推论:咦,怎么下梁到处都是歪的呀?嗯,嗯,嗯,一定是因为上梁不正!——这就彻底打碎了老百姓们的一个常见的思维误区:以为在乌烟瘴气的地方上受到父母官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只要跑到金銮殿上找到圣主明君就可以讨回公道——这是专制环境下一种极其常见的群体心理,反映给我们两个道理:第一,这之中暗示出了统治者一种高明的政治技术:专制君主必须同时具备“严父”和“慈母”这两个形象,通俗来说就是:他既是玉皇大帝,又是王母娘娘;既是如来佛祖,又是观音菩萨;既是上帝,又是圣母。几乎所有成功的统治无不具备这个特点——弗洛姆分析基督教的成功与历史意义,说正是这种严父和慈母的结合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和帮助。”170第二,则正如莫斯科维奇所指出的群体心理学上的一个道理:群众们对领袖满怀热心,而“有了这种热心,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指向领袖的攻击和或批评。甚至当领袖们自相矛盾或犯错误时,群体也拒绝相信。他们认为其他人,比如领袖的随从,必定是有责任的,这样就保持了领袖形象的完美无损。我们知道,许多苏联人和德国人都确信:斯大林对反对者的肃清迫害以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均一无所知。”171——看来,事情总是被“奸臣”搞坏的,任何冤屈只要能够上达天听,自然可以讨得公道。
    是呀,“许多苏联人和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许多评书故事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按照“以德治国”的逻辑,地方上的乌烟瘴气跟金銮殿里的上梁不正绝对脱不了干系。老百姓如果这么去想,无异于受了蟊贼的抢,却去找贼大王说理。虽然贼大王有时候也是“通情达理”的,但如果能从海量数据中做一个规范的统计分析的话……
    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普遍了,也太典型了,以至于魏特夫曾经把它当作了一个深刻反映着东西方差异的问题:“西方专制制度下的独立作家们不只反对专制制度的暴虐,而且还触及到它的基础;与他们不同,批评治水社会的人则几乎在每一种场合下,都仅仅只抱怨官员个人的劣迹或者政府具体行动的弊端。”172(“治水社会”是魏特夫的标签式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东方特色的在治水工程的背景下形成的专制主义社会。不过,“治水社会”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了。)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魏特夫所描写的这种“中国精神”归结为“古老中国最美丽的品德——感恩”,嗯,别看感恩和抱怨是一组对立的词,其实却无非是一事的两面而已:“这种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在农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农民会一辈子记得你,记得你的恩惠。他还很可能在家里为你竖一块木牌子敬仰你,或者为你‘赴汤蹈火’。确实,人民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就只能乞怜于地方长官。然而,如果这位长官是仁慈的,那么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后人的热情赞赏,因为它是无偿给予的。有千万个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的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我特别把林语堂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单独提出来着重来看:“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173
    的确,如果官吏们的任免与奖惩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上级而非治下的百姓,履行一些“本职工作”也确实就会变成“恩惠”。日子久了,官吏和百姓都会认同这个道理,甚至于官府的“无所作为”都会成为一种“恩惠”——这就像老百姓供养黑社会一样:黑社会奋发有为的时候,老百姓就遭殃受罪;黑社会搞无为之治、休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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