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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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政策，这次又采取了马谡以“攻心为上”的建议，而且，事实上，孟获后来也做了蜀汉中枢政权的“御史中丞”，从这一系列事实来看，这件七禽七纵的事还是与诸葛亮的一贯政策不相矛盾的，这种传说总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说一定没有这种事，也是缺乏根据的。
《汉晋春秋》又言诸葛亮收降孟获以后，“遂至滇池，南中皆平”。《三国志》卷39《马良传》注引《襄阳记》说：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即所谓“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并不是事实。据《三国志·蜀志》以下各传记载可以看出反叛之事还是不少的。《李恢传》：
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
《吕凯传》：
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
《张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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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传》：
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可见在从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屡有反抗事件，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罢了。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述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办法说：
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根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与《三国志》卷43《李吕马张传》的记载，诸葛亮于征服四郡以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越帯娇し殖鲈颇峡ぃ咏櫩铝娇し殖鲂斯趴ぃ栽瓗蚪刀级浇死罨治兀约鎺蚪刀级剑灰栽啦だ粲啦寺揽颇咸兀灰栽啦┯啦送踟啦兀灰栽綆‘太守巴西人袭禄为越帯兀灰悦畔露桨臀魅寺碇椅獱櫩绿亍Ａさ奶兀ㄐ斯趴げ豢煽肌４由厦嫖甯鎏乜矗嵌疾渭庸獯握秸Ｈ绻狄坏惚疾涣簦峙率遣蝗非械模还厦嫖甯鎏爻碇彝猓炊荚谀现校⑶矣腥鍪悄现腥恕Ｕ庋罡鹆亮粝碌谋匀皇俏苌俚摹Ｖ劣谔匾韵拢颉敖约雌淝Ф弥保⒉淮蚵腋髯宓脑矗话岷浪Т笮盏奶厝ǎ哉 耙暮捍职病保饩褪侵罡鹆痢昂汀薄ⅰ案А闭叩木咛迥谌荨Ｋ浴逗航呵铩氛舛渭窃鼗故谴笾驴尚诺摹�
我们把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的政策归纳于下：
（1）采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长官由蜀汉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变动各族原有的组织，以争取豪帅大姓的合作，通过他们统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帅，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笼络，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爂习官至领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至于其中不易制服的豪帅大姓，则把他们迁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减轻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强壮者为兵。如《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蜀将王平北伐时带领的“五部”，当即系由他们所组成的队伍。又孟琰亦曾参加北伐。这些少数民族质朴而勇悍善战，诸葛亮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此为原因之一。
（4）在经济上，向各族征取贡赋，以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如《诸葛亮传》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卷43《李恢传》载：“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由上可知，诸葛亮对南方各族使用与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当后来魏将邓艾的军队深入蜀境时，刘禅曾考虑退保南中，主张向魏投降的谯周给刘禅上疏中就说到这种情况：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不过，在此还须指出二点：
（1）诸葛亮的为政，陈寿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至于吏不容奸，强不侵弱”。这种情况是对蜀汉治理国家的概括，当然也适用于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统治下，他们被榨取的程度虽然并不轻，但官吏从中作弊的情况会较少一些，因此还是能够得到一点好处。蜀汉在南中任职的官吏如李恢、张翼、马忠、张嶷等都是声望较高的军政要员，他们在诸葛亮严格的法令、军纪监督下，可能有较好的表现，如马忠、张嶷死后，南中人民还为他们“立庙”，说明对之尚有好感，他们可能不是贪污的官吏。
（2）诸葛亮对南中人民，一方面固然榨取他们，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加速当地的生产。虽然亮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后地区的开发，对各族人民还是有利的。
由于以上两个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诸葛亮的统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数额可能比以前还多，但吏治较上轨道、生产有所提高，人民的负担就可能比以前轻些。
四、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把蜀汉内部事务都做了安排以后，于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年）率军北驻汉中，企图完成他统一中国的事业。就在临行前，他给后主上了一个疏，即著名的《出师表》。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言亮所以上此表，乃怕后主“朱紫难别”，故谆谆嘱咐，提醒庸碌的后主务必要“亲贤臣，远小人”。由于诸葛亮选用僚属首先注重品格和作风，所以他培养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等皆公忠守正之士，直到蒋、费等人相继凋谢以后，后主所宠爱的宦人黄皓始干扰政事。由是观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主亲贤远佞，广开言路，确实并非过虑，而是针对后主不辨忠奸的致命弱点而发的，也是他解除后顾之扰以专心北伐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就当时形势而论，蜀汉既未能保有荆、益，以便从两路进军，对魏采取钳形的攻势，敌国又无变可乘。特别是魏、蜀两国的实力相差很大，蜀无论在领土、物产、兵力各方面，都不能和魏相比。所以诸葛亮伐魏的战争，是在极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综计诸葛亮自建兴六年（228年）春初次北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年）秋病死于魏境，六七年之间，共与魏作战七次：
第一次：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郿县，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率一支人马为疑军，据箕谷（箕山之谷，在今太白岭之西坡）；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七里）。那时魏国人们只知道蜀有刘备，刘备死后，一直寂然无闻，所以对于蜀军进攻并无防备，猝然听说亮军将至，极为恐惧，加上诸葛亮的军队戎阵整齐，号令明肃，所以天水（郡城冀，今甘肃甘谷南）、安定（郡城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五十里）、南安（郡城豲道，今甘肃陇西东南）三郡一齐叛魏应亮，关中为之震动。于是魏明帝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屯驻郿县，另外派出步骑五万，由右将军张郃率领西上，拒亮先锋。魏明帝还亲自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这次出军，形势是较好的。当时别人都说应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可是诸葛亮却不顾众人的意见，令他素所赏识的马谡为先锋。谡率领诸军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在今甘肃秦安东北），谡违亮节度，又不听副将王平劝告，所采取的措施都迂阔而烦扰。他不肯守城，远离水源，把部队带到南山上，欲凭高作战，致使汲道被张郃断绝，士卒饥渴困顿，以至溃败。诸葛亮进无所据，只好拔西县（今甘肃西和县）千余家，回到汉中。
赵云、邓芝的部队亦因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退军时，云亲自断后，兵将未有离失，军资什物，亦无若何损失。当街亭战败时，诸军星散，唯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王平徐徐收合诸剩余兵将而还。诸葛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劲旅），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这次出军如说有收获，即徙西县人户千余家，并赏识了王平，收降了魏天水郡参军姜维。马谡虽饶有才华、口辩，又与亮关系亲近，但亮为了严肃军纪，还是挥泪斩了马谡。亮还引咎自责，给后主上疏说：“臣……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建兴六年（228年）秋，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被吴大都督陆逊大破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县东北）。至冬，诸葛亮复出军攻魏。据《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言：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亮于是又给后主上了一个表——即所谓《后出师表》。《资治通鉴》亦和《汉晋春秋》一样，抄录了《后表》全文。按《后表》是否为诸葛亮自作，历来颇多争论。我以为《后表》决非亮自作。第一，表中所言“丧赵云”等一系列事实与史实不符；第二，《后表》文辞浅陋，信心丧失，与亮气吞中原的素志迥不相合；第三，《后表》写作目的不明确，表中所言议者反对北伐，实无其事；第四，《后表》并非张俨所伪造，因俨对亮之将才估价极高，对亮之北伐亦抱乐观态度，此与《后表》之悲观失望口吻全不相合；第五，《后表》的作伪者乃是亮之胞侄、吴大将军诸葛恪，恪锐意北伐，吴人激烈反对，恪有造此表的必要，只要详察恪之谕众论文和当时吴政情，即可窥知《后表》系恪假造。
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今宝鸡市东）。原来曹真已料到“亮惩于祁山，后出必由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所以这次诸葛亮到来，陈仓魏军已有准备。亮先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劝昭投降，昭坚辞拒绝。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料魏援军未必能很快到达，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全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亮冲车，冲车折。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并以土丸填壍（同堑，绕城水沟），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地道），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来救，魏明帝又驿马召张郃自方城（今河南方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