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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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进一步修改增订《民俗语言学》为《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之际，我再次试图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概念，于是“简而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及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可以说，这一“简而言之”的概念表述，历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几乎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思考。
如今，还有一个老问题需要重新说明。那就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名称的“正名”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向我转达钟老的意见，“语言民俗学”才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老实讲，我一时颇感为难。因为，按照习惯说法，“语言民俗学”是从语言学视点和语言材料研究民俗学和民俗的；反之亦然，“民俗语言学”则应是从民俗学视点和民俗材料来研究语言学和语言。然而，用什么样的叫法来表示我们现实的这种双向、互动的学科呢？
我曾在1996年的一份答问录里谈到过这个事情。我强调，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浯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方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所谓“双向、多方位”，包含着“互动”与“相互”的含义。当时我谈到，民俗语言学“既从民俗学视点研究语言，亦从语言方面探讨民俗学问题，重点在于两者涵化的产物——民俗语言文化。因而，民俗语言学又可称之为‘民俗语言文化学”’。在此语境条件前提之下，显然不好按照以往业已习惯的“相互交叉式”命名方法的程式，严格区别为“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如果需要突出哪一个视点的时候，也只能用特定的语境加以限定。
二
对于“民俗语言文化”这一“语言民俗学”和“民俗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体，以及在“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中，我先后试图从微观上进行各个分支领域的具体探讨，期望为这一学科的建设打下数个坚实的基点。其结果，则是陆续出版了《杂纂七种》（校注）《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神秘数——中华民族数文化》《俗语古今——中国俗语学》《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发表了《论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论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略论语言与民俗的双向交流》《关于禅籍俗语言的民俗语源问题》《民俗语源探析》《地域性民间流行习语研究之我见》《略论生活交际语言的雅与俗》《语言文字规范与辨风正俗》《汉字文化的非主流形态：民俗字——汉语民俗字学略论》《“口彩”略论》《计算机网络的民俗语言现象》《源远流长、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身势情态语符号探析》《谎言辨析》等，一系列相关专题的论文。同时，主编、出版了《俚语隐语行话词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民俗语言文库》等合作性成果。这些，无疑地都充实着这门学科的建设，也为如今《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的适时问世营造了必要的前提话语环境，做了前期的理论准备。
同时，求索、研究民俗语言学的历程，使我获得一个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学术思维方式，就是从语言切人展开研究的研究方法。由此生发开去，其直接的收获，就是在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保安史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的研究，关于中国经纪人史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乞丐史的研究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生活史、民俗专门史的研究过程中，获益匪浅。例如，我从《金瓶梅词话》的有关描述及其用语考证认为，中国的传统保安业——镖行，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并非以往有的著作所认为的肇始于清代。而且，还根据有关文献认定，“镖行”、“保镖”之“镖”，本字应是“标”，与“锦标“同源，均出自传统的民间“竞标”游艺民俗。而这一收获，反过来也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民俗语言学的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
三
现在，应当交代一下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与如今增订版的《民俗语言学》有何异同。
囿于时间关系，不允许对初版的《民俗语言学》作比较理想的较大修改和删订，如适当改变结构和改换例证材料、插图等等。所作的，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是换掉了原来的“绪论”，删去了原来的“余论”部分，把换掉的原来的“绪论”和删去的原有的“余论”均收入附编，既可展现原貌，又可供有关读者研究中参阅。
二是增加了部分章节，使得全书更为充实，更具有概论性质。在结构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充实，是这次修订的基点和重点。如增加了第五章《民俗语源探析》，第十一章《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第十八章《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第十九章《传统商业招徕标识与市声民俗》。
同时，在有关部分，分别充实了以节为单位的内容。如第二章的第五节《汉语民俗字学说略》，第九章的第四节《民间流行习语》和第五节《民间流行习语与社会时尚》，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第十四章的第六节《计算机网络生活中的数语言习俗》，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数字化时代的言语时尚》。
增加的几节之中，有三节是与计算机网络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有关的内容。之所以没将其列为专章，主要考虑还难以构成比较完整的专章体系内容，因而根据具体内容分别充实到有关专章里去了。可以说，计算机网络出现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业已及时地进入了民俗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民俗语言学不仅是“历时的”学问，更是关注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共时的”学科。 三是注意学术著作规范的惯例，进一步充实了附编的内容。主要就是《本书部分“关键词”（名词术语）检索》。
尽管《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还很不尽如人意，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读本问世的情况下，仍然算是“暂付阙如”。虽然我本人一时很难再分出时间撰写同类专著，不过，我最期望的是能有其他人撰写的更新、更好的同类专著行世。“江山代有才人出”，学问之道尤其如此。我热切地盼望着。
高风千古成陈迹
■ 郝一匡
在人们的印象中，元诗在中国诗史上很没有地位。大多数人都以为中国的这个由异族建立的王朝肯定是一个文化落后、荒芜，生活困苦的时代，更不会有什么辉煌的诗篇。然而读过厚达七百多页的《元诗史》后，这种印象在我本人有了大翻盘似的改变。
首先，元朝是我国自秦汉以来，惟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它虽然和清朝一样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的封建王朝，却没有像满清人那样，入关后为了彻底征服汉人强行剃发易服的暴虐行径，进行惨烈的民族压迫。相反，元朝的统治民族蒙古和西域的色目人对举报所谓的文字“恶毒攻击”案，却显出罕见的大度与不在乎。书中举例为证，当弄权的回鹘人桑哥败亡后，有人举报说，冯子振曾写诗吹捧过桑哥云云，元世祖却说：“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历来被视为蒙昧无知的胡人之主能说出这样的睿智之语，足可令历朝历代大兴文字狱运动的明主们汗颜的！
元朝文人诗文中并不忌讳“胡虏”、“胡尘”之类的字眼，这与明初与清朝康雍乾时的文网密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书中还举了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有趣的故实：一位文士曾为朋友填写一首《清平乐》，其中有“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等忌讳的词句。后来与之反目的这位朋友竟将这个当作把柄诉之于官。上级最后批示下来的意见竟是：“古人寄兴遣词，多有指夫为君者。然此亦当禁。”不再追问。
放在更大的背景上来看，这不是与某个君王个人开明与否相关。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根本不把文化、文人当回事。他们只认识武功的力量，他们对待文字的大度大概是来自他们对“笔杆子’’重要性的无知吧。终元朝近九十年的时间里，诗歌就是在这样宽松的大环境中，得到蓬勃发展的。
原本以为元朝是诗歌的沙漠的成见也完全改变了。作者为了把握元诗数量的全貌，特意作了一番量化分析，得出的结果出人意表。清朝人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分初集（一、二、三），二集（上下），三集，计诗人339位，作品达19574首。还有后人续编的《元诗选癸集》（上下）及《元诗选补》，收有2235位诗人的诗5058首。经过本书作者综合统计，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元代诗人近四千人，流传至今的诗作达十二万四千首之多。由此可见，无论是诗人之多，还是诗的数量，元诗的兴盛一点也不逊于两宋。这叫只知有元曲而不知有元诗的大多数当今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
然而元诗的特异之处更在于它的作者的民族属性之多之广。这一点是三百年后的另一个也是异族所建的清朝也不能望其项背。这也是给读者留下特别新奇而深刻的一个印象。
当你读到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这些蒙元人名、地名或专用名词时，不能不有恰如元诗给你的新鲜感一样的新鲜感。你在增加历史知识的同时，更增加了民族自豪感。
元朝是一地域广袤、蒙古族为宗主的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元朝地域西极到新疆且末。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捷尔宾特城以西四十公里处当时叫“铁门”。据《和林志》记载，“其门石壁上镌有‘古阳关’，并题有一首《青门引》。”是写作地点距中原最远的汉语记游之作。作者说，这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最了。元朝的疆域有多远，汉诗也就写到多远处。清人王士棋在《池北偶谈》卷七“元人”中有言：“元名臣如移刺楚材（即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即维吾尔族）；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狲，女直人也；乃贤，葛逻禄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即伯颜宗道），哈喇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即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