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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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日本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基本类似，但也有差别。同样是庄园制经济结构，西欧庄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统一的，都属于封建领主，日本幕府时代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属于幕府将军，而不属于庄园领主，地租占有者是“地头”，江户时代“大名”则是地租的直接占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很明显，这是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儒家“忠君”的伦理观念的调节作用，所以日本武士可以接受一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封建制度。儒家观念和宗法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经济结构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是稳定的。而在西欧，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保持对上帝的忠诚。这样也就出现“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在欧洲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统一才是稳定的。可见，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尽管比较类似，但两者的意识形态有差别，由于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用，所以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差别。
从已有的社会结构出发，来分析它们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容易的。控制论、系统论能否从理论上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适应方式及其社会稳态结构呢？原则上说，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使用结构组合方法。
我们把问题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考虑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最基本的子系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少种可能的结构，并将三者组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步，这些可能的结构组合中，哪些结构组合是稳态结构，是可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稳态结构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主要有两种，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局面（分裂的政权形式又是多样的）；经济形式有两种，即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和庄园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则有儒家和道家。每个子系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共有三个子系统，那么存在着多少组合的可能性呢？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求出：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结构组合的可能性，并知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就能从理论分析中求出有多少种不同的稳定结构。显然，上面的例子是过份简单化的。在世界文明史中，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可能的结构都决不只有两种，而是有许多种。而且我们没有考虑内环境的结构。如果用9。2部分图29来分析结构组合可能性，并把自然。环境也看作与社会相适应的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n1、n2 、n3 、n4、n5 种结构，则结构组合共有n1Xn2Xn3 Xn4 Xn5种，由此可见结构组合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这许多组合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不可能存在？这就要根据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9。6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破坏了系统的适应性
剖析社会结构适应性和多样性往往不能使人满足。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结构演化。社会某一种稳态结构怎样被破坏？新的稳态结构又怎样取而代之？
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种无组织力量破坏了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状态。这种分析是不是可以推广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来说，其内部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是否可以提出如下重要假设呢？即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断削弱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翻开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深信，没有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永远稳定地存在下去。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不仅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说明了这一点，古埃及王朝的周期性盛衰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莫拉比曾在巴比仑建立伟大的帝国，然而不到三百年也衰落了。古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在世界史中颇为突出，但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当然，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很多帝国的灭亡是军事征服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在被征服前已经走下坡路了。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一百多年就已衰落。蒙兀尔帝国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登上印度大陆前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汤因比很形象地作过一个比喻，它们在被征服时早已不是原来武功赫赫的战士，而只是一具满身被挂的尸体。为什么任何盛大的文明都会相继衰落呢？
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历史研究者往往可以列举很多原因：农奴制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内战和剥削使人民不能忍受；基督教的传播；蛮族人侵；等等。但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不出现呢？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危机恰恰同是出于造成罗马帝国强盛和繁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危机是这…社会结构在调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结果。它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有一致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化盛致衰的过程中发现；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什么叫调节积累效应呢？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正是调节积累效应的表现。调节积累效应在别种社会结构中也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罗马奴隶制大帝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不断把大量金币投入流通中，这种措施是保持商品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从短期看来，这一调节是有效的。但它也造成了长远的危险，市场经济越来越依靠于金银矿的开采。一旦金银来源枯竭，整个流通领域就显得投有活力了。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把金银矿的枯竭看作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这一判断虽有些偏颇，但显然不失是调节积累效应之一例。罗马人信奉以朱比特为首的多神教，这对维持尚武精神是很有用的。它是罗马军团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调节力量。但用武力建立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后，罗马文明对贵族、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产生腐蚀作用，它使得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传播，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军队战士不得不从蛮族中雇佣。征服的后果破坏了征服的武器，这也是调节积累效应。
苏末尔人最早开发了两河流域，创造出高度繁荣的两河流域文化。但他们并没有注意环境生态问题，致使两河流域的沙漠化盐碱化日益严重。今天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石油的利用，建立了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系统，造成了所谓经济奇迹。但是，当石油枯竭而其他能源又不能及时顶替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也是一种调节行为，在短期内常常取得一项又一项成功，但其积累效应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它破坏人和环境的适应性，造成人和环境之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第二，调节器官区扩大。无组织力量作为调节机制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
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调节器盲区会不断扩张。使用农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药就会使农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药性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药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这两种情况都表明，调节语言区随着调节的使用不断扩大着。
对于社会结构的调节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封建社会如不实行宗法一体化调节，人身依附关系就会不断加强，就会出现贵族化而导致分裂。但实行一体化调节又不能不依靠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数就是土地兼并势力。他们一方面实行对社会的调节，另一方面又使调节器日益丧失功能。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护民官议制，宣布一系列法令，限制贵族特权以协调贵族与自由民的关系。这种调节控制对于防止自由民沦为债务奴是有效的，而对于自由民失去土地趋势却控制不住，最后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城市贫民阶层，奴隶制度发生危机。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贵族领主不仅是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者，而且是这个地区的法官、行政首领和武装保卫者。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的调节器，但它也有盲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领主更愿意采用货币地租来代替实物地租。货币经济的发展会使领主们的“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淡漠，对地方治安也渐渐置于脑后。这一切发展下去，欧洲封建制度所固有的调节能力也就日益丧失了。
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使一个系统丧失调节能力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为什么任何生命个体都会老化死亡？生命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但没有长生不老的生物个体。这正好说明无组织力量在系统内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把社会组织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必然破坏系统的适应性导致其瓦解，作为一个基本假设提出来，它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为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