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文学历史电子书 >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

第25章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诱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 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  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 1487)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

  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非农业人口增加,是历代王朝后期都具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汉代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应该把经济史与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起来看。王朝之间被大动乱隔断,新建王朝初期的商品经济比旧王朝末期显得是倒退了。如果拿西欧的模式套中国封建社会现象,问题是无法扯清楚的。

  “假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萌芽和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假资本主义”虽然表面强大,但只不过是墙头芦苇。因为它们是植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与无组织力量一起畸型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最大时,“假资本主义”也最明显。而一旦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这些萌芽就象长在牛粪土的嫩芽一样,随着垃圾一块被清除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无组织力量结合的突出表现是,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大贾富商们与官府勾结垄断市场,贪官污吏们插手商业贸易,他们从商业资本中捞取的资金不断投入土地兼并,变为大地主。而那些投有官位的巨商和大地主,也可以通过卖官鬻爵制度成为名义上的官僚,而获得政治、社会地位。  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集官、绅、商于一身。浙江一巨商胡雪岩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须带,服至黄马褂。称为在籍绅士。明清著名的山陕南人、江西商人,都是在官僚机构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大地主。山西人经营票号钱庄的特别多,政府给以他们包办汇兑、贷款、代解钱粮及收捐税的特权。近代有山西富商、山西票号之称,他们一聚集了巨额财富。

  从表面看来,商人、市民阶级与官僚勾结,并通过商业利润购置田产,这一过程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有类似之处。甚至,卖官鬻爵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十六世纪法国王室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不少暴发户买到了官职和贵族头衔,这种挤进贵族行列的人获得“穿袍贵族‘的称号。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王权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抑制,操纵国会。所以,这种卖官鬻爵,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一种具体途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不然,它是政治结构中的贪官污吏和经济结构中腐败成分的结合,其结果是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私营商业、手工业的受压制和萎缩。

  中国封建士大夫和百姓历来对商人当官嗤之以鼻。他们把市井商人穿戴公侯蟒袍,倡优缀上珠玉,仆隶换上朝履的现象,视为世道崩坏的异端现象而不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和经济、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膨胀一致的。它们也同无组织力量一样是寄居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老百姓对之仇恨入骨。所谓“老必逊幼、残必抑贵。逆天之夫,众皆敬畏”的现象,正是对其写照。所以,当王朝崩溃时,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矛头从来都是指向皇室贵族、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无论是“假资本主义”还是夹杂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少有逃过大动乱扫荡而幸存的。

  6。6 脆性瓦解的悲剧

  如果我们用婴儿出世来比喻新社会结构诞生,那么这种结构的萌芽阶段就好比生殖细胞受精阶段,其结合阶段就好比十月怀胎,第三阶段就象伴随着剧痛的分娩。第三阶段十分重要。即使是第一、二阶段获得正常发育,胎儿还有可能死于难产。当然,这仅仅是比喻,而不是说可以把社会现象和生理现象相提并论。社会结构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而且是巨大而艰难的创造,它不仅需要有新结构在旧结构母体内漫长的发育过程,而且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时所要求的条件也十分严格。

  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