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视角新的整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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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红　/　孙　晶书屋品茗
　　
　　多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被作为大学教材来编写的，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中承担着论证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任务。文学史的写作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思路，首先是意识形态化的叙述立场。比较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教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对于同一个文学现象，评价尽管可能截然相反，但是它们赖以肯定或否定的角度和方式却惊人的相像。文革前、文革、文革后这三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各以对前一个时期的否定为自身确立的基础。相应地，文学作品只可能在催生它的那个时代拥有昙花一现的生命力，那个政治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它的生命的终结。其次是对文学史采取与这种叙述立场相应的一元化的整合视角。按照国家意识形态所赋予或规定的视角来整合文学史的过程中，往往为了追求和保证整个叙述的一致性而舍弃、排斥无法与自己的叙述“兼容”的内容。于是，对文学史的整合就成了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裁剪文学史事实。应该说，敏感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能否使当代文学研究真正跳出“翻烙饼运动”或“描红练习”的尴尬境地，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确立新的更利于发掘文学自身价值的叙述立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证自己的整合视角是一种更具兼容性的视角，因而它不是在用一种看似崭新的方式重复过去的老路呢？这是重写当代文学史的真正困难所在。
　　作为当年重写文学史的发起人之一，陈思和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构想，为打开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陈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发展置于“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把“五四”以来由知识分子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延安时期确立起来的战争文化规范、自在的民间文化传统这三种传统在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贯穿线索，改变了过去的一元化的整合视角，出现了从多重视角整合文学史的新思路。这一思路偏重于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来描述文学的当代进程。
　　当代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不能绕开的复杂而敏感的话题。过去研究者习惯于把这种关系归结为后者对前者的直接的干预和操纵。其实这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值得深究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如何转化为文化的乃至于文学自身的因素，并在文学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因为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不是国家一时的文艺政策所能完全决定的，它必然同时依赖于更为深刻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比如，要恰当地描述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面貌，肯定国家文艺政策对它的重要制约和塑造作用固然必要，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政策的制订并非空穴来风。陈思和先生认为它与延安时期就得以确立的某种文化规范——即战争文化规范——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是它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自然延续。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它不仅有着与之相应的文学传统（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也渗透进了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和审美习惯中。否则便难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按照政策要求炮制出来的作品曾经得到过相当多读者的真心欢迎。
　　“民间”理论的提出，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引入了新的叙述视角和审美价值标准。从民间的叙述立场出发，以一种更为从容的心境和更为敏锐的眼光发掘着意识形态话语淹没之下的文学精神、文学因素，使文学史的面貌变得更为生动和立体。
　　过去的文学史通常只以为国家意识形态接纳和认可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对于正常政治文化氛围之下的文学，这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做法，但是对一个特定年代，比如五十年代初期初期与文革时期的文学，情形就很不一样了。由于过去和共产党或左翼运动之间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五十年代初期，一些作家内心仍然对新政权感到隔膜，即使努力适应新的形势，精神仍十分紧张，他们不敢或不愿将真实的情感表达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中，所以反倒是在心理上比较轻松和自如的情况下私下写作的文字更有资格成为他们文学创作水平和精神状态的真实记录。文革中，大批优秀的作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力，甚至有些还身陷囹圄，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在写作——不是面对读者和公众的写作，而是面对自我，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内心独语——但是他们的作品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而按照国家当时的文艺政策，及时地为政治做宣传和注解成了文学惟一的和最后的使命。由于是否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成了作品能否发表的决定性因素，充斥市场的只能是大量按照“三结合、三突出”的标准炮制出来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公开创作整合文学史的一元化视角的局限性就不言自明了。
　　针对这一现象，陈思和先生在他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了“潜在写作”的概念，首次将当时就已写出但因为种种人为原因未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也纳入到文学史的视域之中，并且将之作为构筑新的文学史图景的重要版块。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面貌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八个样板戏，不再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我们也看到沈从文的家书、丰子恺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所宣扬的共名主题即使在一个空前严酷的时代也没有笼罩全社会的精神空间。文学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在政治的高压下断绝，那些内心独语正是它秘而不宣的延续方式。一个时代的精神在那些地火一般沉默而坚韧的文字中显示着它生生不息的活力。这些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字成为一个严酷年代的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文学之真精神的最好体现。
　　“潜在写作”的引入，打破了过去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现象显示了当代文学实际上的多层次性。
　　文学的多层次性同样表现在作家们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这种思考的多层面性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往往更集中和鲜明地体现出来。例如对于五十年代之初——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来自不同文化和文学背景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心态和感受，其中既有由衷的欣慰和兴奋，也有真实的不安和惶惑。又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也有着不同的选择和应对。从这一角度看，一部当代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内涵丰富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对他们作品的考察同时就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全部丰富性和可能性的探索。而这是过去单一化的文学史整合视角无法容纳，因而为文学史教材疏于表现的。
　　从追随意识形态的紧张心态中解脱出来，以更从容宽和的心境和更敏锐的眼光的打量当代文学，不仅可以打破过去单一的文学史整合视角，也可以打破过去对文学作品的单一的阐释视角。陈思和先生对当代文学作品中普遍同时存在“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双重文本结构的论述，为重新解读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文革时代共名笼罩下的那部分公开创作，启开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通过对作为“讲话”方向之代表的赵树理的小说、红极一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等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文学现象的精辟分析，陈思和先生指出，对于为当时的官方所鼓吹的大部分作品来说，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它们的显性结构。民间文化形态（包括由此决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渗透其中，构成了隐性的文本结构。两重结构同时并存，使作品呈现出多义化倾向。这种多义化不同于孔子的“诗无达诂”，这“多义”背后隐现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前者常常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造利用后者为其服务，而后者与生俱来的自在活泼的性格亦在无声的浸润中改造了前者僵硬乏味的本来面貌，并在事过境迁的未来时日中为作品争得文学上的一席之地。
　　陈思和先生认为，正是由于民间文化的渗透，才使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免于彻底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并最终为人民群众所接纳和认可。这不仅解构了由意识形态自身所编造、同时为种种文学史叙述所强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一统天下”的神话，而且使后来人依然可能从这些“过时”的作品中领会到清新的文学魅力。至此，民间化的叙事立场已经转化成一种新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这一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也为充分认识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无论是对当代文学多层次性、多义性的强调还是按照三大版块来整合文学史的构想，都出于对文学史本身丰富性、复杂性的尊重和理解，并非要制造一种新的定于一尊的说法。用陈思和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所谓“三”在古文里就是一个虚数，并非实指，意味着多，他强调三大版块，针对的是一（一元化）和二（两极对立），并不排斥四、五……陈思和先生最初是在他一系列论文中陆续提出这些观点的，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一种新的文学史设想正渐渐趋于成熟。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由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可以说是他将理论构想付诸写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收获。与以往的文学史教程不同，编写者明确指出，是想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初级教材来写，其主要对象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第一层面的学习者，即，“全日制高校中文专业的大专生、非中文专业的本科学生和成人教育的中文专业的学生（包括本科生）”。考虑到学习对象的知识背景、学习要求和接受特点，《教程》采取了以作品为主的编写体例，让当代文学的初学者能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作品，让他们从对作品的感受中去贴近文学、贴近历史。作品从重重叠叠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包裹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文学的本体地位。每一章除了第一节是对本章内容的整体论述，对本章所要涉及的文学史背景知识、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有所交代外，其余三节分别就一个作品展开，对作品进行了具体而精微的解读和阐释。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着一个可以延伸的巨大空间，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场景，文学史的面貌由此变得生动而丰满起来。
　　与一般的作品选相比，《教程》对作品的选择更充分地考虑到了它们的代表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有利于培养学习者应有的文学品位、审美情趣；对作品的讲授能对初学者有效地进行文学史观念的引导，启发他们深入思考有关问题的兴趣；并进而激发他们探索人类深邃而广博的精神世界的热情。这本教材所涉及的作品并不全面周到，它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也非“客观公理”；与以“全面”、“客观”记述文学史进程为追求目标的教材相比，这本文学史教材更关心它的叙述是否正有效地建立在对文学史现象和文学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更关心它是否体现了编写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