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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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
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
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
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
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
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
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一，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
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
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
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
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
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
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
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
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
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
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
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
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
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
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
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
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
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
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
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
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
又准确判定， 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
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
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
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
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
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
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
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
了我的抽屉， 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
“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
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
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
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
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
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
政治警察局了。
第二章 肃反委员会，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
（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
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
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
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
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
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
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
部门。 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
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
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
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
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
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
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
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
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
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
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
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
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
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
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
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
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
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
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
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
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
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
一种反对派， 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
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
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
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
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
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
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
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
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
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
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
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
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
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
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
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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