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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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
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
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
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
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
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
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
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
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
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
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
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
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
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
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
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
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
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
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
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
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
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
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
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
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
（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
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
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
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
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
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
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
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
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
“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
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
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
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
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
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
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
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
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
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
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
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
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
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
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
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
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
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
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
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
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
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
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
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
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
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
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
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
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
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
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
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
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
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
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
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
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
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
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
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
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
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
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
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
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
“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
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
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
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
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
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
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
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
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
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
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
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
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
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
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
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
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
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