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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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
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
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
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
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
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
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
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
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
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
（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
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
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
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
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
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
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
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
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
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
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
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
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
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
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
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
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
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
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
（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
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
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
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
（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
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
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
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
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
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
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
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
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
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
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
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
伦敦工作， 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
1971年9 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
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
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
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
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
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 处在各
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
就把他们除掉。他们还要在当地居民中招募间谍，以便协助他们工作、支持B 处的
间谍活动。准备在伦敦进行的破坏活动中有在伦敦地铁中纵火，炸毁法伊林格杰尔
的核打击预报站，摧毁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并进攻其他军事目标。而利亚林的
主要任务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标，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把它夷为平地。B 处的一些
计划就像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样不可思议。利亚林曾经说起其中一个：
苏联间谍装扮成仆役、邮差的样子在政府机关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装有毒药的无色玻
璃瓶，每个踩上的人都会中毒身亡。
利亚林叛逃英国之后，英国政府很少提及有关细节。但总检察长曾对下院说过，
已经对利亚林提出起诉，原因是“他在英国境内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备谋杀一些
被苏联认为是敌人的大人物”。利亚林叛逃后，莫斯科总部经历了一场危机。苏共
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处，并从国外间谍机关召回该处工作人员。
利亚林叛逃后军情五处说服希特政府下令驱逐大批苏联情报人员。90名克格勃
和情报总局的人被驱逐出境，还有15名回苏联休假人员接到通知，禁止他们返回英
国。这样，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05 人，莫斯科总部着实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驱
逐标志着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驱逐前”的一
代间谍在英国组织的行动，还被当作年轻情报人员无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总局的学
术中心——安德罗波夫学院经常提及。学院3 门主课的教员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伦
敦事业有成。尤里·莫金讲授如何主动搜集情报（他过去是“五杰”的上司）；伊
万·希什金讲的是对外反间谍行动（19661970年他在伦敦主持反间谍工作，戈尔季
耶夫斯基被认为是克格勃内英国情报工作的头号专家）；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
基讲授科技侦察（1941—1946年他在伦敦专事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动
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尽头。驻伦敦的间谍机构受到“大驱逐”的打击后再没有
恢复元气。虽然大众传播媒介经常散布一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发表一些苏联间
谍“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实与此相反，在后来的14年中，克格勃在伦敦比在任何
西方国家首都更难搞到高层情报了。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人数锐减，情报人员也处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大驱逐期
间，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沃罗宁正在苏联度假，他没有被禁止返回英国。自从
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已被查明的间谍签证之后（这个措施行之有效），总部就不能
让原定的人接替沃罗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轻的反间谍人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
·拉泽布内，他曾在商务代表处任安全官员，设法逃过了被驱逐的噩运。在任间谍
头目的14个月期间，拉泽布内试图保住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抛下自己在商务代
表处的办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馆去处理情报业务。作为间谍头目他干得并不出色、
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即布卡舍夫）将他取而代
之。此人战后在拉脱维亚曾组织过一系列相当成功的行动迷惑了对手，因而也赢得
了名声。卢卡舍维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样有天才，他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没受过多
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浅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满意，因为卢卡舍维奇在任间谍
头目期间，再没有发生间谍被驱逐的事情。可最终还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国
重整旗鼓而被调回国内，他的余生是在拉脱维亚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向电子侦察机构渗透都是最
重要。的行动。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两名最重要的间谍几乎同时被招募（相
隔仅仅几天时间），而他们又都是自愿效劳的。1968年1 月初，军士杰弗里·阿尔
图尔·普赖姆圣诞节之后返回英国BBC 电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电子侦察基地。
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他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请求苏联情报机关
代表同他联系。几天以后美国大西洋地区潜艇部队参谋部的值班联络官约翰·安东
尼·沃克从诺福克（弗吉尼亚州）的基地来到华盛顿，把车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钻进
了电话亭。在电话簿上他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大使
馆旁边的街区下了车。沃克说他想同“大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人谈谈”，他随身带
来了KL－47型密码机的解密装置。
尽管普赖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报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两人却毫无共同之处。
普赖姆身心不健全，这不仅表现在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交住中。上中学时他经常
旷课，在BBC 电台他离群独居。由于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
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他开始给小姑娘打电话对他们进
行猥亵。渐渐地普赖姆开始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他醉心于宣传工具塑造的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形象，他是通过《苏维埃周刊》报和
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到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为克格勒。
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过高估计”。
普赖姆在柏林检查站留的便条没有到达第一总局，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