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黄埔军校的风云岁月:中国黄埔军校-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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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法保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第3期《同学录》序言中，要求黄埔同学不仅要做国民革命的先锋，而且还要做革命的传播者，号召黄埔同学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武装全国的革命群众。
由于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实用，在军校学生中间，政治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学生找军校领导，要求调到政治科去学习。其理由是：作为未来的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而且还要懂得政治。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2）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这一特点，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种旧式的讲武场所，而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与政治训练融会为一体的成功范例。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是将黄埔校风发扬光大，形成自成体系的建军路线。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不局限于一般的课堂讲授，而是采取适合青年军人特点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注重于和当时社会时事政治密切结合，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有：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这是黄埔军校教育颇具特色的优长之处。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二政治演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军校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蓄。不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担任政治演讲的人，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外，还特别注意邀请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和当时的社会名人到校作特别讲演和专题报告，如谭延辏А⒄啪步⒑蜗隳⒚蠖⒘跎倨妗⒄盘住⒌酥邢摹⑺照渍鳌⑽庥裾隆⒙逞傅取Ｑ萁菜婕暗奈侍夂芄惴海渲泻芏嗍俏谱攀澜缧问坪椭泄墓椋酶锩砺畚渥把乃枷耄岣摺拔裁匆锩钡娜鲜叮寡髁ⅰ熬瞎〈幔蓝笠选钡母锩瘛Ｐ５炒砹沃兮鳌陡锩秤τ械木裰煲濉返难萁玻好褡鳌毒说谋匾熬嗽谑澜缟系牡匚弧返难萁玻跎倨嬗ρ诨破揖Ｗ饔祷な「鄞蟀展さ难萁玻砼扔ρ髋┟裨硕难萁玻逞咐葱Ｗ鳌陡锩贝奈难А返慕惭荩寡胨斩碜す愣肀尥⒑透呒勇宸蚶葱Ｗ餮萁病５笔保械恼窝萁埠苁苎堑幕队缰芏骼春推渌父龉膊吃薄懊看谓惭菔保蠡ㄌ锒技返寐模５墓ぷ魅嗽币捕甲远厝ヅ蕴！敝芏骼吹慕惭萆钍芑队慕惭莶┐缶睿趵砬宄苯彩毙拢准潜始牵惨妆乘校八镂闹饕逖Щ帷敝械墓歉煞肿永畎捕ā⒉叹⒕嗟目裢剑灾芏骼匆才宸梦逄逋兜兀看慰窃诰５�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三肃立静听，还找学生抄写周恩来的讲演笔记。政治演讲这种教育方法，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军校政治部经常组织学生举办“政治讨论会”，以“提高研究政治问题的兴趣和观察力”。讨论会一般由政治部主持，以区队为单位进行，在日程课表规定时间内举行。政治部在每次开讨论会时，分派指导员去各区队指导巡视，指导员要酌情解释问题，并在讨论会结束时，依据政治部规定的答案作为结论。在讨论会上，规定每人发言时间，每次以10分钟为最长限度。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实行政治问答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军校专门设立了政治问题箱，据1924年6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黄埔军校“政治部除了分组实习外，并设置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于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这个制度，黄埔军校在前几期是一直坚持实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每日根据学生的政治提问，归纳整理后公开解难释疑。并将答案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10余万言，对学生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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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学方式。
军校不断派学生深入工厂乡村宣传，帮助训练工农武装，支持保护工农运动，使主义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领导，全校设一总队，总队以下以学生队为单位设分队，分队以下以区队为单位设宣传组。主要任务是在校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通常采取的方式为“讲演、谈话、接洽、散布宣传品或张贴标语，并根据当时的情况，举行各种
联欢会或化装讲演。”通过这种宣传队，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的
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
血花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的欢迎。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显著。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编写北伐军印发的标语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为搞好政治教育，军校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讲义、课本、丛书、小丛书，和恽代英、萧楚女等教官编撰的《政治问答集》等大量文集和专著，发给学生，深受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埔军校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和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声》、《士兵之友》，青年军人社的《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1926年《黄埔日刊》日发行量达5万份，中外发行。各种刊物也在国内各省市广为流传，仅1926年8月1个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就向全国各地发行书刊16230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黄埔学生对《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公开发行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更是非常欢迎，总是“争相阅读，先睹为快”。每天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几百名学生拥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些报刊文集都成为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刊物，开拓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领导强调“知行合一”，并反复向各期学生加以强调。周恩来在第3期开学讲演词中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诸同学》这篇演讲中希望每个同学“在思想上须贯通理论与实际”，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解释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动。”
为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军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如前所述组织宣传队等。到“第5期政治科学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课内规定每周一次到乡间实习，由政治部制定种种引人注目的标语、画（红）旗、画报等”，“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而且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国耻纪念活动。1926年的“5·7”国耻纪念活动，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和支援农民、训练工农武装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在斗争中，黄埔军校学生把革命的理论与工农群众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军人要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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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为军校学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方便。黄埔军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办学的，因而“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整个求学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打仗。”因而“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24年10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1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血花剧社演出的剧照次东征。6月会师广州，参加了镇压滇、桂军阀的战斗，驱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出广州。10月和11月，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部的第二次东征和肃清邓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学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线。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员，同时又是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向敌军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揭露敌军官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阴谋，启迪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他们向民众宣传革命军出师的意义，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革命，等等。这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对于促进人民与军队协力合作对付敌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对敌作战中，黄埔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据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军校政治部宣传干部杨其纲的文章说：黄埔军校“自第一次东征至第二次歼灭东江残敌，前后牺牲者586名。”这仅仅是在两次东征期间阵亡的人数。
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参战的情形，他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