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婚-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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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植于广袤田野中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各民族精神、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但是，长期以来，民族民间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抢救中国众多珍贵却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西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田野调查丛书》，无疑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文化工程。　　　　
　　　　在我们的田野上，世代生息繁衍着56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每个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就像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为我们勾勒成无数各具特色的文化图卷。　　　　
　　　　不能不让人遗憾的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常常不能取得与精英文化同等的地位，而停留在口传心授、自生自灭的阶段。因此，是典型的无形文化遗产，即国际上所说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它包括各种类型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及其他文化艺术。　　　　
　　　　从文化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它们既珍贵而又脆弱。田野调查工作者正是承载了这一历史重任的文化遗产的挽救者。　　　　
　　　　田野调查多指对某个地区民族的历史、经济、　教育、风俗、宗教、语言、文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查；而更大量的是专题调查，即专门以某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方面作为主题进行调查。例如民族经济调查、民族教育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风俗调查、民族宗教调查、民族人口调查、民族文物调查等。　　　　
　　　　田野调查工作者们的辛勤工作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不辞辛苦、远离优裕，发掘出无数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宝藏。田野调查所做的工作就是留下历史，也是为我们民族今后的发展提供基础和依据。田野调查对中华文化的探寻，就是到最具传统文化的地方去寻找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到传统文化正在悄然消逝的地方去抢救那些属于全民族的永恒影像。　　　　
　　　　全球化运动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文化发展。于此同时，全球化的急速发更激发了一个民族、地域、群体直到个体保护保持自己的个性与传统的愿望。民族民间文化由于其文化的非主流性、独特性和差异性，而突现出迷人的现代魅力。保护好自己文化的多元性，就是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感召力，与文化价值的普适性，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弘扬也发展与变革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和文化古国，这样一个过程是极其丰富、灿烂的，自然也是饶有趣味的。　　　　
　　　　2004年7月于北京　　　　
　　　　王蒙　　　　
　　　　


序第2节　前言

　　　　历史上不乏有关“女儿国”的传说，殊不知在我国四川、云南交界的泸沽湖周围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国”。这里的“女儿国”，实际上是对摩梭人盛行的母系家庭以及他们奇特的走婚制的形象说法。然而，泸沽湖是什么样的？走婚怎么走？子女为什么知母不知父？母系家庭怎么生活？这兴许是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　　　　
　　　　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目前有2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的丽江、中甸、宁蒗、维西、永胜，四川的盐源、盐边、木里和西藏的芒康。他们有两种方言：一种为西部方言，自称纳西，它称摩些，有东巴文字；一种为东部方言，自称纳日、纳恒、玛丽马沙，它称摩梭，而居住在泸沽湖的流行走婚（阿注婚），盛行母系家庭，子女随母不识父，崇拜女神，遂有“女儿国”之美称。　　　　
　　　　女儿国是谁发现的呢？又是谁进行了科学报导？《后汉书。西南夷传》、《新唐书。东女国传》、周致中《异域志》、道光《盐源县志》这些古籍都有相关的记录，可惜过于简约，让人难知其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西南藏族、彝族和纳西族中的确有过母系制。　　　　
　　　　早在1930年，庄学本先生深入泸沽湖地区，随后在《良友》“新西康号”上以《么些》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刊登了不少照片，得出结论说：摩梭人“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赘，而性交极乱。家庭以母系为本位，财产继承亦为女子，故有女儿国之称”　。不久，美国人洛克也亲历摩梭人居住地，在他的著作中对摩梭人走婚也有所提及　。40年代云南大学学生杨锐到永宁实习，在毕业论文中这样描述摩梭人家庭：“女子有继承权，没有固定的丈夫”，“没有结婚仪式，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个女子可以拥有几个男人”　。1960年，宋恩常、朱保田和吴光湖对泸沽湖母系制进行了系统调查，写出了具有开拓性的《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其母权制的调查报告》　。1962～1963年，中国社科院和云南民族研究所又对当地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调查，出版多种田野调查报告　。前人在摩梭人母系制问题上所做的大量工作，表明学术研究如同接力赛跑一样，总是一棒接一棒，这是不应该忘怀的。　　　　
　　　　我从事摩梭人母系制研究，已近四十载。我本来是学考古的，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从事史前史研究，负责陈列展览设计。经常所想的是怎样利用博物馆的形象舞台，再现中国史前社会。经过几年摸索发现，考古资料是不会说话的“死化石”，往往还残缺不全，必须借助于“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利用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才能较好地复原史前史。博物馆很支持多学科的研究，于是我开始了民族田野调查之旅。　　　　
　　　　我的田野工作，是从1961年开始的。先赴内蒙古大兴安岭调查鄂伦春族狩猎文化，搜集民族文物；第二年又赴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和佤族社会历史及文物；1963年转赴滇西北宁蒗县永宁地区，对泸沽湖西岸摩梭人的婚姻家庭进行了详细考察，为摩梭人母系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类是否经过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泸沽湖女儿国正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赴泸沽湖的最初动机，原本是想搜集一套摩梭人母系制的文物，回北京后举办一个《摩梭人母系制文物展览》。所以我的工作从物质文化入手，大量搜集文物，了解走婚、母系家庭情况，最后雇了40个骡子才把文物驮到丽江县城。　　　　
　　　　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正当在泸沽湖调查开了一个好头，有待消化资料作深入研究之时，时局骤变，“文革”开始了，正常工作被迫停下来，我只好转向理论探索，先后出版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共妻制与共夫制》、《伙婚与走婚》几个小册子。　　　　
　　　　对泸沽湖摩梭人母系制的认识，仅凭一次调查是不够的，必须经过多次跟踪调查，反复印证才能取得科学认识。好在从1979年到1981年春夏之交，我又有机会先后四次前往令人魂牵梦绕的泸沽湖，从而为综合研究泸沽湖摩梭人的母系制积累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近20年内五次赴泸沽湖调查，每次短者三、四个月，多者达10个月，加在一起超过两年时间，搜集文物之广，编写报告之多，付出的辛劳与得到的收获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事实也一再表明，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基本方法，是研究民族学的基础和前提。　　　　
　　　　在我们的视野里，摩梭人的婚姻家庭面貌日渐清晰起来：　　　　
　　　　1．走婚与母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腹地，包括云南宁蒗县永宁区、四川盐源县左所区和木里县屋脚乡。这是摩梭人比较古老的婚姻家庭形态。　　　　
　　　　2．走婚与伙婚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西北部，包括四川木里县俄亚乡和依吉乡。这是山居摩梭人的基本婚姻家庭形态。　　　　
　　　　3．单偶婚与父系家庭。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南部、东南部，包括宁蒗县白脚坝、盐源县瓜别，因受汉族影响较大，婚姻家庭形态与汉族相近。　　　　
　　　　如今，距第一次泸沽湖调查已近40年，距我出版的相关专著也十多年了，尽管印刷了多次，还有了日文、英文译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但那毕竟是十多年前写作的，今天看来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诸如条条框框较多，过于侧重理论分析，公布第一手资料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很有必要对摩梭人的母系制加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的。我十分感激上述学者、师长和朋友。说到我的研究特点，或许是在于我更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田野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里不是一次调查，而是五次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一次比一次深入，达到正确认识泸沽湖的目的。我认为这种调查可概括为跟踪调查。　　　　
　　　　二、突出物质文物研究，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在作者的田野工作中，不仅注意做调查记录，大量搜集文字资料，还把搜集民族文物当作自己的使命之一。这也是自己从事研究的重要营养。论著中既注意人，又关注物，书中有大量照片、插图，这是上述特点在著作中的必然反映。　　　　
　　　　三、从事交叉学科研究。作者出身于考古专业，又一直在博物馆工作，对考古和物质文化是较熟悉的，同时又对30多个民族进行过历史调查，受过民族学的训练，在研究中能将历史、考古、民族等学科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能有所开拓，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单一学科灵活。　　　　
　　　　近年来，走出女儿国的人有之，进入女儿国的人更多。一些有关女儿国的著作，观点新颖，资料翔实，不乏新意，这是学者们辛勤耕耘、积极探索的结果。但也有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以介绍“奇风异俗”为借口，歪曲事实，严重失真，鼓噪说“阿注婚（走婚）是性解放的样板”，把母系家庭视为“人类的归宿”，把摩梭人朴实的风俗故意写得离奇花哨，哗众取宠，借以招徕读者，追名逐利。这在内行人看来，恐怕只会以“瞎扯”两字嗤之。　　　　
　　　　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好端端的女儿国，让某些笔客写得混乱不堪，无奇不有，这不是误导吗？我们要看看女儿国的本来面目，希望民族学家公布实证，以正视听！”这个建议非常好。过去出版过不少有关民族调查报告，可能发行不畅，难与广大读者谋面，或者写法上罗列资料有余，可读性不足，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传播不广，鲜为人知。　　　　
　　　　读者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民族学著作是给谁看的？我想，民族学家不仅要面向专家、学者，写出有高水平的民族学专著，还应该走出书斋，面向广大民众，写出一些科学性、普及性和可读性较强的作品。民族学的营养来于民众，也应该还于民众，服务于民众，为振兴中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