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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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又回到儿童性发育的话题上去。因为我们一直较多注意性生活的肉体现象而不怎么注意其精神现象，因此我们还需要在此补充说明几点。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源于其对外界援助的需求，这一行为要求我们给予深入探究。他的选择开始是针对每一个照料他的人，但是很快就集中在父母身上。我们根据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都一致发现，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伴随性亢奋因素的。孩子把父母双方、尤其常见的是把其中一方当作自己满足性愿望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会按照父母的暗示行事，而父母的疼爱是其有最明显的性行为特征的，即便这是一种压抑了目的的性行为。一般说来，父亲总是偏爱女儿，母亲总是偏爱儿子。孩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如果是儿子，他就会希望替代父亲的位置；如果是女儿，她就会希望取代母亲的地位。在父母与子女间的这种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兄妹之间的关系）
中激起的感情不仅是一种积极的或充满爱慕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或充满敌意的感情。这样形成的情结是注定会很早受到抑制的，但是它仍然会在无意识中继续产生极大的持久的影响。可以推知，这一情结及其延伸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大概它在精神生活的其它领域里的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关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几乎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幼儿的欲望，这一愿望后来遭到乱伦障碍的对抗和排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乱伦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罢了。在儿童依然受到尚未压抑的核心情结的支配时期，他的理智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已开始为性的利益服务。他开始询问婴孩是如何来的，并且根据他所接触的证据猜想出成年人远远难以想象的各种事实。他对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威胁所触发的，因为他首先把这个新生儿看作只是个竞争者。在活跃于他自身的本能成分影响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幼儿性理论”——比如把男性生殖器看成是男女两性共有，或者认为婴孩是在母亲吃东西的时候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性交看作敌对的行为，看作一种暴力的征服。但是，正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由于不了解女性性器官的本质而造成的知识空白，这位年幼的探索者被迫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个失败，从而放弃。这种童年的探究本身，以及这种探究所揭示的不同的幼儿性理论，在决定儿童的性格形成以及每一个时期神经症的内容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儿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最早的爱恋对象，这是不能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利比多不会始终固定于这些最早的对象上；后来，它会仅仅把这些对象当作样板，而且等到最后选择对象的时机到来时就会渐渐从这些对象过渡到某些外界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只要一个儿童不面临与社会不相适合的危险，他同自己父母的这种分离便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任务。当压抑正在各种本能成分中进行决策，以及后来当父母的影响出现松懈——把能量消耗于这些压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的时候，教育的任务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而目前人们无疑并不总是能用理解、无可非议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难题。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应该认为，上述关于儿童性生活及其性心理发展的论述已经让我们远远偏离了精神分析以及治疗神经性疾病的这个疑难问题。假如你们情愿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法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余的教育工作的开端。
第五讲
女士们、先生们：发现了幼儿性欲，并且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了性本能成份以后，我们便在神经症的性质与目的方面总结出一些出乎寻常的结论。我们发现，人是在其性需求的满足在现实中受到阻碍——由于外部的障碍或者内部的失调——时开始得上这种疾病的。我们还发现，他们继而产生疾病。以便能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已受到阻碍的满足。我们又看到，那些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的主要目的又是疾病所导致的主要损害，我们猜测我们的患者对恢复健康的抵抗决不是简单的，而是含有许多动机。不但患者的自我拒绝放弃压抑，而且其性本能也不愿舍弃它们的代替性满足，当然确信现实能够为它们提供更好的东西。由于出现了生物性损伤而从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向我们所讲的疾病的逃遁（虽然这种逃遁一直不是对患者产生直接快感的），是沿着退化、回归以及返回性生活的早期阶段——亦即满足还不曾受到阻抑的阶段——这条道路发生的。这种回归仿佛是双重的，一是时序回归，即从利比多或性需求返回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二是形式回归，即在表现这些需求时运用了最初的、原始的心理表现方法。但是，这两种回归都是指向童年的，并且在形成幼儿期性生活条件这一方面达到了统一。你们在神经性疾病的病原方面探究得越深，就会发现越多的现象表露出神经症与人类心灵的其它产物（包括最可贵的产物）的领会。你们会从中领会到，我们这些有着高标准文明又承受自己内心的压抑重负的人，竟相当普遍地发现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就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喜欢创造出各种愿望实现的美景来弥补现实的缺陷。这些幻想中含有很多的构成一个人的个性的真正要素，以及许多一触及现实就被压抑的冲动。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愿望式的幻想成功地变成现实的人便是一个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假如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和一个人自己的弱点而不能在这方面成功的话，这个人便开始逃离，躲进自己那个更满意的幻想世界，一旦患病，这个幻想世界的内容就会转变为症状。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有可能找到另一条从幻想返回的道路，而不是回归到幼儿时期，以致永远与现实隔绝。假设一个与现实发生冲突的人颇有艺术才华（从心理学来看，这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解之谜），他就能把他的幻想转变为艺术创造，而不转变为症状。这样，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并通过这条迂回的道路同现实重新取得联系。只要对现实世界的斗争持续不止，只要这种宝贵的才华缺乏或不足，那么利比多就几乎不能避免地会执着于产生幻想，走上回归的道路，重演幼儿期的幻想，最后以神经症结束。曾几何时，凡是对生活感到沮丧或感到自己无力正视生活的人总会到寺院去寻找庇护之地；如今这些寺院已经被神经症取代。现在让我谈一谈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探究引导我们获得的重要发现。实际上，神经症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在健康人身上不能同样发现的心理内容。或言之，照荣格的说法，导致神经症患者患病的那些情结正好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也要与之抗争的情结。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还是以神经症告终，那就取决于量的对比，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对比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没有告诉你们证明我们关于性本能力量在神经症中起作用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例证。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一定出现一种我们称之为“移情”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患者会向医生表露出一定程度的爱恋之情（经常混杂着敌意），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基础上，而且正如这种情感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现的那样，它只能被溯及到患者已变成无意识的早期幻想。所以，患者是通过他与医生的关系重新体验到了他的情感生活中再也无法记忆起来的那部分内容。并且，正是他在“移情”过程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使他相信了这些无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强大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形容，他的症状就是在爱（最广义的爱）的领域内的早期经历的沉淀物，它们只有在患者移情经验过程中的加热条件才能溶解，转化为其它精神产物。对这个反应过程，我可以借用弗伦奇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说法，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过来。研究一下移情现象也可以使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最初用作探索患者无意识领域之技术方法的催眠暗示法。当时我们发现催眠术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实效的，但对于科学地理解事实依然是一个障碍，因为它在清除了某一领域的心理抵抗的同时，却又在这一领域的边疆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围墙。而且你们不应认为是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而是由精神分析的影响创造出来的。移情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中都是自发产生的，就像在病人与医生之间那样。它在任何关系中都是传送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你越不怀疑它的存在，它的作用就越大。所以，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出它，而只是使它呈现在意识中，并控制它，以便把心理活动过程朝着理想的目标引导。但是，在撇开移情这一论题之前，我要强调一个事实：这一现象不但在使病人而且在使医生产生信念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都确实只是根据他们自己在移情方面的亲身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原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我也完全可以体谅其中的意思，在实施过精神分析并且亲身观察过移情作用之前，谁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肯定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在认识精神分析中的两个特别的障碍。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普遍地应用在精神生活；其次，他们对区别无意识精神活动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精神活动的特别之处一点也不知道。对于精神分析工作的最普遍的对抗之一是可以追溯到这第二个因素的——无论是在病人身上还是在健康人身上都相同。人们常常担忧运用精神分析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危害；害怕把已被压抑的性本能带入患者的意识，好象这样会使患者面临那些性本能征服他的更高的道德倾向，剥夺他的文化修养的危险。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剧烈的伤痛，但又生怕加重自己的内心痛苦，而不敢去动它们。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比喻。如果碰这些疮疤只会引起疼痛，那么无疑还是不碰为好。但是正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要是一位外科医生决定要采取他相信会产生永久疗效的积极办法，他就一定会抑制不住地要去检查和对付一种疾病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