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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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但在国民党中一直有人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攻击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甚至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时间右派舆论甚嚣尘上。为反击敌人，使广大青年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青年加入青年团。父亲在《中国青年》第４９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少年国际之一部”。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又指出：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们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７日是苏维埃革命胜利７周年纪念日，次日在《中国青年》第５２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列举事实阐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政治地位的巩固及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特别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青少年的组织状况、政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及青年团、童子团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
由于父亲还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这一时期他还负责翻译有关文章在党和工会组织的刊物上登载。如他曾译赤色国际工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的《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翻译列宁著《中国的战争》一文，刊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父亲自１９２４年８月回国到１９２７年先后在党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计１５篇，探讨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难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访问一些与父亲有过接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他们常说：“当年，我们是先读了你父亲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的。”
1．团“三大”前后（2）
１９２４年，华夏大地大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发展壮大，成为党的得力助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筹备召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除了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员外，主要时间投入于团中央局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并不是团中央局执行委员，但却担负起团“三大”筹备工作。他与恽代英、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７人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并和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共同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草案，提交“三大”讨论。
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６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８名，代表团员２ ４００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代表旅莫斯科地方团组织出席大会，并与华林、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５人主席团，同时为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９人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又与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贺昌５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
自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团的中央领导岗位。
共青团“三大”在团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确立党对共青团的绝对领导，按照青年化群众化的要求，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团，提出四个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本团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此次大会为动员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１９２４年冬，家乡传来噩耗，祖父病故。正值紧张地筹备“三大”之时，无法脱身的父亲按捺下思念、悲痛与负疚，全力工作。
自１９２０年夏天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莫斯科，一晃四年有余，一回国父亲就想回故乡看望久别的双亲，看望妹妹们，看望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工作离不开，革命需要他，他没有回去。
“三大”胜利闭幕。紧张繁忙的工作终于把父亲累倒了，直到２月中旬，父亲仍在康复中。２月１８日在给旅莫团的罗亦农、王一飞信中他写道：“现在身体亦感衰弱得很。”这便是父亲的付出。这时父亲只有２０岁！
2．叱咤风云亭子间（1）
自莫斯科回国，父亲就住在上海福康里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是他的全部家当。然而，正是这小小的亭子间，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导者叱咤风云的大舞台。
“三大”结束，正当父亲全神贯注于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时，２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部分胜利。但日本资本家在工人复工后却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于是，工人在５月间再度罢工。
５月１５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为对抗工人罢工，关闭内外棉工厂。工人按计划去上班，冲进厂内。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野蛮地向工人射击，枪杀了青年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
事件发生，当即引起团中央的密切关注。这时父亲正代理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日，父亲代表团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召集的宣传联席会。会议决定５月２４日公祭顾正红，由雪耻会出特刊在大会上散发。父亲负责绘制特刊所需的讽刺画。
２４日，内外棉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父亲早早赶到会场，映入视野的潭子湾三德里依旧是荒芜的土地、坟墓与杂草。烈士的灵柩安放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渐渐地人多了，不久就汇成了人的海洋。一万多名各界代表如潮水般涌进了这片洋人与高等华人足迹罕至的沪西纱厂工会所在地。有慷慨陈词讲演的，也有散发传单、宣言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军阀孙传芳的军警在严密监视工人，他们如临大敌。这情景不禁使父亲回想起二月罢工时的潭子湾；也是这片空地，同是万多工人齐集，半空中悬挂着“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战旗，在充满生机的春风里飘扬。而今，帝国主义却向工人开了枪……看着，想着，一个决心下定：根据中共中央３３号通告精神马上起草通告，告诫全国团员，把上海纱厂事件扩大为反帝斗争！这一夜，成都路福康里亭子间的灯光通宵未熄，是父亲与恽代英在伏案疾书。
２５日，晨光熹微中，父亲与恽代英揉揉干涩的双眼，整理好已写成的通告，会心地笑了。
一份份油印通告，按组织系统迅速发放到全国各地。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示威》的决议。父亲立即主持团中央做出具体部署。因为这时团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地发动组织学生的工作都由团领导下的上海学联出面。因此，团中央决定由上海学联作“五卅”反帝示威公开的指挥部，恽代英任总指挥，父亲镇守团中央负责指导全国共青团投入这次反帝斗争。
３０日上午，两千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在街头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之事。下午，巡捕大肆捕人，一百多名学生被捕。群众愤怒不已，要求捕房放人，至３时许，聚在捕房门前的群众达万人，租界巡捕悍然向群众开枪射击。血，染红了老闸捕房门前的大马路。
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当晚，父亲立即组织召开团中央会议，按照党中央指示，决定：发动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罢工、罢课、罢市，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６月２日，又以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关于就“五卅”惨案扩大反帝运动的团中央５２号通告，极富号召与策略地指出：这次反帝运动中“上海大多数民众，颇有民族革命的倾向，并且现在时时有大暴动突起之可能”为使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应即刻全体动员，使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很快，民众反抗遍及全国。６月２日广州工人举行示威；５日长沙１０多万人大示威；７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１０日北京举行２０万人的国民大会，１１日上海工商学联合总会召开２０万市民大会，通过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条。
2．叱咤风云亭子间（2）
为在斗争中提高上海总工会的社会地位，父亲代表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援助上海罢工。
通告经各种渠道传递到全国各地基层团组织，又化为广大青年反帝运动的行为准则。然而在当时，又有谁料到这些策略的制定是出自一个２１岁的青年及以他为首的青年革命者集体呀！
父亲是个颇爱思考的人。面对如火如荼的反帝风暴，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６月，他在《中国青年》第８１期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阐明要使此种被杀戮的惨剧不再重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
任何大的政治运动爆发之始，都难免泥沙俱下，而运动深入的过程，便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五卅”运动也是如此。工商学联成立一周后，其所制定的１７项交涉条件就被上海总商会篡改为１３条。６月２６日，上海商人宣布单独复市，退出“三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大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只有工人继续罢工。继而，发生了上海戒严司令部派人占领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及到小沙渡逮捕工会职员事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联合向工会进攻的严峻局面。
对此，７月１５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６０号，指示各地组织公开反对奉军的反动行为，向当时政府提出警告，“并设法使政府电令在沪军警保护罢工工人团体，不得借故摧残。”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拟定《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提出新策略：既要有组织地罢工，也要有组织地复工。１１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１号《向工人群众解释罢工策略变更的意义》。
接着，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２号，相应改变学生运动斗争策略，要求：学生总会及各地学联发表宣言，“主张上课”，说明反帝是长期斗争，学生应“一方面进行学业、一方面集中学生的力量继续做反帝运动”；按照全国学生大会议案，各校增加一种研究“帝国主义之压迫”的课程等。随即，全国学联发出秋季复课通知。
不久，“五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轰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