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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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缀一颗红五星，这就是他的全部御寒衣物。
这样的生活到１９２３年以后随着全苏经济好转而改善：不再吃黑面包了；穿上了统一制作的虽粗糙，但厚实的黑呢衫裤和大衣；每人每月的零用钱，也翻了一番，增至３卢布。
艰苦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次“奢侈”。
１９２２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慰问中国留学生，每人发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可算是难得的珍品了。这天，父亲、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湖南籍的同学凑在教室里，围在取暖的大火炉跟前找来一个盛开水的大罐子，把几样食品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吃了一顿名副其实的大杂烩；饭后，肖劲光看着一扫而光的大水罐，不禁说道：“这顿饭，恐怕要叫我们记一辈子哟！”
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次大会是为对抗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开幕的帝国主义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而召开的。根据共产国际会前通知，中国派去了除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父亲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这是父亲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年轻时父亲性格很活泼、思维很活跃。特别是旅居异国，对国内来的代表，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会议期间，只要稍有空闲时间，他就去探望代表们，并与代表们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并想尽一切办法款待代表同志们。
这期间，全苏尚未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尽管苏联人民节衣缩食，把最好的食品供给会议代表，但人们仍难免受饥饿的困扰。一天，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等中共代表正在宿舍休息，父亲、刘少奇、彭述之等８名同学捧着一盘马铃薯来了。一进门，不知谁大声地说：“同志们，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就请用一点马铃薯，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在座的代表们愕然了，他们深知这盘马铃薯的分量，这必定是几个同学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非任何贵重物资所能换到，是同志们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直至几十年后，被慰问者仍满怀异常亲切的感情深切地记忆着。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７日，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由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为中共正式党员。
如果说“东大”艰苦的物质生活对父亲是一种革命意志的磨炼，那么，旅莫支部的政治生活则成为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锤炼革命牺牲精神的熔炉。
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开始于旅欧支部派员赴莫斯科后。
１９２３年４月的一天，父亲偕王一飞、萧三等人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迎来旅欧支部第一批赴“东大”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郑超麟、高风、陈九鼎等１２人。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父亲挽着新同学的手，揽着新同学的腰，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高音向同志们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
5．莫斯科“东大”（3）
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１３人增至２３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５％，团员亦达３５人。随即，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及《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规定了政治理论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对支部成员的严格教育。
不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大”，同学们群情激愤。父亲当年的老师，今日的学友萧三和另一同学当即合写了一个剧本《二七罢工》，反映这一动人心魄的事件。父亲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五四”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样，登台参加演出，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他们在“东大”礼堂、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疗养院……迎得各国各民族及老共产党员的掌声，赢得了世界无产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声援。站在舞台上的父亲感受到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感受到青年一代革命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１９２４年１月，莫斯科，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月。
２２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和苏联人民一样，悲痛万分。拾起搁置数年的画笔，注满崇敬、爱戴与痛悼之情，描摹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和宿舍楼梯口，供大家瞻仰。
列宁逝世后，考虑到人民对伟大导师的沉痛哀悼之情，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可能因父亲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熟悉的缘故，他得到可以随“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父亲找上萧三一同去了。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时，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个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４人，每次５分钟。４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６０多年后，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５分钟内，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５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是的，今天的人们的确无从得知他们想了些什么；然而，父亲却用毕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他无愧于东方民族的代表，他接过了列宁的旗帜，并把它高高地擎起。
３天后的支部大会上，父亲与华林一起介绍傅大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４年３月。春，以其勃发的生机叩开久为冰封的莫斯科的大门。这不禁激起不满２０岁的父亲思乡、念土、恋亲人的别绪，给早已莺歌燕舞的南国家人寄去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寄自遥远异国的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热爱和对故乡春景的无限眷恋，蕴含着对父母家人的深沉的思念。然而，一句“但我不惜……”却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美好憧憬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豪情。
5．莫斯科“东大”（4）
这是保存下来父亲在莫求学时唯一的一封家书。
这一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后，本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
父亲被安排在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青年国际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父亲等３人鉴于中国国共两大政党合作已形成，并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４年历史的实际，不同意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得到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中国党代表团的认同。
７月２３日，父亲结束了在“东大”的３年学习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８月抵达上海。
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团“三大”前后（1）
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青年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的，任务是加强中国青年团的领导。而事实上，父亲一到上海即被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为时不长即参与青年团中央工作。数月之后，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继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２日，父亲参加团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区委书记为张秋人。三天后，团中央局会议又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一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７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１０月９日团中央局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自此，父亲开始在《中国青年》撰文，为青年团呐喊，热情地宣传苏俄，同时撰文廓清青年运动内部的糊涂认识，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面临着一场方针性的争论，即中国是否应当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对此，父亲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即持否定意见。回国后，鉴于国内仍有同志主张单独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在《团刊》上系统地阐明了应否定的观点，坚决反对在中国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这种组织在尚未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群众也没有团结起来的国家是需要的。但中国的社会实际说明，已建立４年的青年团，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之一。倘若另建一“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权柄”的“独立的青年政党”，发展结果将会因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成为一种反革命的组织”。因此，父亲明确指出“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他的这一认识与主张，不但在１９２４年统一了团内认识，而且为以后同国民党青年部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