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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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总是想得到别人的承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总算使班级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学生的学习、纪律都有明显的起色，那几个调皮的学生也比较规矩了。可自从他转到班上，我就开始收拾不住了。他年龄比别人大，个子比别人高，孬点儿又多，班上的学生都怕他。那些调皮学生像有了主心骨似的，乘机在上课时各显其能。任课老师纷纷对我说，不中啊，你的班又乱了。
说心里话，我想帮他改好。我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找他家长分析他的毛病形成的原因，商量解决的办法。这些工作都只能在下班后做。那时我的孩子才两三岁，有时在办公室里谈话，孩子在一边饿得直哭。
每次谈话，他都表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可从小养成的坏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班上的情形仍然没有好转，我心里非常着急。就在这时，围绕着他发生的一件事把我气坏了。
他转到我们班后，班上又转来一个学生。这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男孩，十分矮小瘦弱。他逼着这个小个子男孩从家里给他带酒喝，如不带，他就打这个小男孩，还掐这个小男孩的生殖器。小个子男孩经常被掐得眼泪汪汪的，羞辱感又使他不愿意告诉家长和老师。
我怎么能容忍自己班上公然存在这种欺负人的现象？我怎么能让这一个学生拖全班的后腿？我怎么能在他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我当着全班宣布：从今以后，不准他再进这个班的门！我下定决心，为了整个班级，放弃他我把这个决定分别对教导主任和他的家长讲了。教导主任因为有言在先，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他的家长曾不止一次目睹我对他们孩子苦口婆心的帮助，所以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叹着气，领走了他。
临近期末，眼看就是新年，照例班上要搞个辞旧迎新联欢会。那天，我和学生们一起布置着教室。为了烘托气氛，我想做一大束梅花放在教室里。我让女生在教室里做花瓣，男生到校园里去捡干枯的树枝。学生们嘻嘻哈哈，干得十分开心。可是男生捡回的树枝的造型却让我不太满意。
正在这时，有学生悄悄地告诉我，他来了！就在教室外面。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心里一沉，迟疑了片刻，我走出了教室。这时，天快要黑了，雨夹雪下了一天，天气很冷。我看见了他，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穿得很单薄，头发和衣服都有些湿漉漉的，怀里抱着一大抱干树枝。那些树枝造型很漂亮，比班上所有男生捡的都漂亮——这种造型正是我想要的。那决不会是从地上捡的，一定是爬到树上够下来的。
他一声不吭，眼巴巴地望着我。我的心动了一下，我想叫他跟我一起进教室，我还想叫他赶快回家，外面太冷。可是，我立刻又想到，叫他回教室以后又怎么办？难道一切又回到从前？我说话不算数，别的学生会怎么看我？跟教导处，跟他家长又该怎么说……也许，他这时开口求我几句，我就会心一软，什么也不顾地领他回教室，可是，他只是抱着树枝一声不吭地贴着墙根站着。于是，我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回教室。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个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时常想起他——这个我教过的时间最短的学生。一想起他，就好像看见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怀里抱着一大抱枯树枝，眼巴巴望着我。他应该快３０岁了吧？他现在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他的生活还好吗？这是一种没着没落的牵挂。最让我难受的是这样的念头：因为我对他的那次放弃，导致了他少年人生的改变。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其实是等于给了我自己一个机会，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份深重的内疚，也不会有这份将伴随我一生的牵挂……
（记录：张清平）
第一卷只有趁过年“倒时差”没几年的事
王成科，男，５０岁
延津县马庄乡唐庄村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
说句实诚话，１９７２年我当你的二年级班主任的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那时管初二叫七年级，毕业时间在春节，我是阴历四月就接手教你们的课了。
上学的时候，我胆小不好说话，更别提主动提问发言了。当了老师，走上讲台，一看到台下骨碌碌转动着的几十双小眼睛，我的心里就发毛。这一紧张，脸就发热，就变红，也难怪你们给我起了个“红脸喜妞”的外号。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又是“反潮流”，又是批林批孔，而大队让我来教学生，家长把学生交给我，可不是让他们来闹腾的，为的是让孩子们识俩字，长真本事。我就认准这个理儿，顶住这风那潮，一门心思教学生有用的东西。我也在教学中摸到了经验，俩月过去，再上讲台，脸也不红了，心也不跳了。孩子们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比谁的火柴枪做得好，转转耳（即陀螺）削得圆，而开始比学习，比遵守纪律，班里的成绩直线上升，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有几个高年级的调皮学生，可能是阶级斗争电影看多了，把我教这个班不“反潮流”的事告到了贫农代表和大队支书那里。结果，支书挥手就给了领头的那孩儿一巴掌：“反你妈的鸟潮流，不好好念书，长大了叫你去括牛腿！”此后，贫农代表还专门找到校长唐现文商量：上级叫“反潮流”，咱不反也不好，往后，“反潮流”就放到假期吧。这样，既不耽误孩儿们念书，又抽空儿反了潮流。
也正是这种假期“反潮流”的办法，使得那几年唐庄小学的教学成绩在全公社总是名列前茅，而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４年时间里，咱村８００多口人，考上２０多名大学生，也与这有必然联系。在这２０多个大学生中，光我教过的就有十六七个。
最让人开心和感动的是一个叫卜存贵的学生。存贵是咱邻村卜屯的，虽然两村相距不远，但不属一个县，卜屯是滑县，唐庄是延津县。存贵家穷得不成景，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爷爷哭哭啼啼找到我，求我收下存贵。这个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脑瓜聪明，也肯学，主要是家里事多给耽误了。到我班里后，我对症下药，也给他开些小灶，遇到阴天下雨了，就让他和我二孩儿住在一起，逢年过节了，让孩他娘给他做点儿好吃的，做件新衣裳。存贵进步很快，１９９０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县一中，３年后，又考上郑州工学院。因为不一个县，取通知书费了些周折，当他得到信儿时，离报到截止日期只有一天时间了，他骑车去咱县一中取录取通知书，４０公里地连夜赶回，在让他爹娘看通知书之前，先骑车到后庄让我看看。看着存贵那天早晨满头的汗水和露水，我的心里是既高兴又感动，我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竟在学生的心目中占有这么重的分量。
当了３０多年老师，当了３０多年班主任，每天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晌都在学校，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很晚才能回家，只有到了像春节这样的节日才能稍稍休息一下。看着我这两天天天睡不够的样子，孩他娘用刚刚从电视里学的时髦话奚落我：也没去外国，还在家里“倒时差”哩！
你说，我不抓紧这几天假期“倒倒时差”，一开学不就又上弦了？那些学生一起向我扑来，让我着急，让我激动，让我开心，哪里还有时间“倒时差”呀！
（记录：唐泽仓）
第一卷在病中我依然幸福
郭娅，女，４５岁
安阳五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３月６日
我是１９７９年８月来到五中的，教数学，２０年了。五中是所老学校，我们数学组好几位老师都曾手把手指导过我，使我很快便摸着了教学的门道，教学成绩逐渐冲向全市前列。
１９８９年秋，我新接了初三（９）、（１０）两班的数学课。当时全年级的１０个班中，这俩班的数学成绩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三。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两个班的数学成绩都有所提高。
正当我信心十足，想在第二学期有新的进展时，我突然发现右侧乳房上长了一个小瘤子，并且越长越大。到医院作检查，医生说是良性肿瘤，不过也应该尽快手术切除。我一想，不行，两个班１２０多个学生正处在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不能因为我个人影响了他们的前途。于是，我说服了家人，坚持送走了这届学生，成绩是全市第一。
放暑假了，我终于腾出时间去做手术了。８月中旬，我在市肿瘤医院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过后，我觉得总算万事大吉了，但病理切片的化验结果却犹如晴天霹雳——我患了乳腺癌！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已经备好了新课，这下全泡汤了。癌症，这俩字一听起来就让人害怕。那时候我也确实想到过死，但对我来说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离开自己的岗位，离开自己的学生。
学校开学了，我家住在学校附近，每天根本不敢往学校门口走，一看到学生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一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上讲台了，我的泪就忍不住直流。９月１０日教师节，我忧心忡忡地呆坐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两天后的手术。门开了，一大群学生挤了进来，他们说：“郭老师，节日好！”“郭老师，我们看您来了！”……望着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眼里却都噙着泪，我笑了。
９月１２日是我女儿的生日，也是我第二次手术的日子。手术一直进行到将近中午１２点，校领导和同事们把我从二楼手术室一直抬到三楼病房。躺在病床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学生们在贺卡上写着：“郭老师，我们离不开您！”“郭老师，送您一束康乃馨，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全班学生等着您！”“敬爱的郭老师，虽然您无名无利，然而你却拥有无数个孩子的心……”“老师，您在特殊的讲台——病床上，又为我们上了一课——强者的人生。”尽管躺在病床上，可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手术的刀口有二三十厘米长，就连右侧的胸小肌也给切除了。由于感染，刀口一两个月后才基本封口。为了配合手术，１９９１年初我进行了第一次化疗。每天早上８点开始输液，往往输半瓶我就开始吐，断断续续一直吐到半夜１２点。后半夜勉强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８点又得开始输，又要吐。就这样一直化疗了两个月，我身上的毛发全掉光了，每隔几天还得输一次血增加白血球。中间停了两个多月，我又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刚刚长出来的头发又全掉光了。
新学期开学，别人都劝我在家好好养病。可我这个人不能闲，一闲就会胡思乱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校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又站在了讲台上。化疗造成口腔溃烂，吃饭难以下咽，但为了使身体尽快恢复，我强忍疼痛吃了吐，吐了吃。头发掉光了，我就戴着假发上班。跟学生们在一起，我觉得心情舒畅，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听医生说，一个人一旦得了癌症，这辈子就别想把这顶帽子给扔掉，你不在头上戴着就得在手里拿着。现在，我担任着数学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