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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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警察法庭一样，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行事，那就是警察的话都是对的，被指控的罪犯的话都是不对的。　　　　
　　　　在我的朋友来到之前我的处境极为不妙，我的朋友们——劳伦斯、路易、雅克·里戈，还有我的妻子——带来了我的身份证件和一笔钱。我们一起商量后同意必须向那个喝醉酒的警察行贿，结果他也受了贿：在一片忙乱中，竟给了他两次贿赂。他一共拿到一百三十法郎，要比需要付给的数目至少多出四倍。他站在那里，脚尖对着脚尖，脸上宽宏大量的神情带着一丝窘意。他声称，即使我踢了他的小腿，我到底还是个不很坏的家伙。他希望撤销反抗警方人员的指控。　　　　
　　　　可以看得出，我的前景变得光明了。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指控中诬告的罪名更为严重。因为单单打一个告密者，我至多可能判处一个月监禁。也许我被关押一周就能脱身。　　　　
　　　　我第一夜在监牢里度过，第二天白天在警察局不断有人来访和焦虑的朋友不断打来电话的间隙里我试图睡上一会儿，但总是睡不着。预审在下一天晚上举行。我在圆厅咖啡馆停下来找证人；幸运的是那天晚上有个宴会，因此证人不难找到。证人是九名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士。前天晚上圆厅咖啡馆出事时，她们没有一个在场，但这没关系：她们都用断断续续的法语证明我也不在现场；整个事件是强加于一位以严肃著称的作家的丑剧；这是咖啡馆老板捏造出来的骗局，这个老板是个猪，他对年轻的美国女士们非常无礼。　　　　
　　　　这一下使审理这个案件的地方法官产生了印象。他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安德雷·萨蒙说，圆厅咖啡馆的老板只有他的侍者证实他所说的情况，而我却有九名证人，她们都是正派人，des　gens　très　bien①。萨蒙正在设法使我摆脱困境，这一下就帮了他的忙，虽然他也运用了他自己的影响。萨蒙是个诗人兼小说家，也是为《晨报》采访审判重大谋杀案件的著名记者。由于地方法官希望和他保持良好关系，他设法把我的审判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的最引人发笑之点，以及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它的理由，是此事在我的法国熟人中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以我不能理解的赞赏目光看着我，甚至当我考虑其原因可能是法国作家们难得和人打架，可能是他们对我的异常行为评价很高时，我仍然不能理解。多年以后，我意识到，通过朝咖啡馆老板的下腭上猛击一拳，我做了一件能把他们所喜爱的口号全都用上的行为。首先，我是为了公共道德而采取行动；我与受害者并无私怨；我是公正无私的。我干了一件轻率的事，我使用了暴力，我蔑视了法律，我做了一个专断而有意义的姿态，发表了一通宣言；他们认为我表现得很勇敢。……我一生中第一次成了一个知名人物。我被邀请去参加晚宴和鸡尾酒会，我由报社派人进行采访，我让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里昂和贝尔格莱德的达达主义者出版的刊物约稿。我的故事被译成匈牙利文和德文。那时访问巴黎的一批俄国作家把我的几首诗带回莫斯科，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发表。　　　　
　　　　那些诗的调子根本不是革命的，但它们所写的主题在俄国新经济政策的自由化的短暂日子里引起了苏维埃作家的热情。这是些关于美国的诗，内容涉及电影、摩天大楼、机器等等，是以漫长的两年流放所激起的全部怀乡之情来写的。我也对美国充满热情；我学会了从远处赞赏它那些生动有趣的性格。我即将回到纽约，我将带回一套与美国生活无关的价值观念，并带回一些在那个国家里肯定要被误解的信念，因为在那里达达主义几乎没人知道，而以道德准则来对文学方面作出的各种判断则被认为是情趣不高——这些信念在那个城市也肯定要被误解，因为在那里作家只有三条理由来说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的行为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在报上扬名，或者是因为他们喝醉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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