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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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智力标准。他们是评论家，因此他们设想批评会有助于“使真正的文明成为可能……不清除田里的石块就不能耕地”。他们模糊地相信智力优秀的人，相信通过教育有可能造就智力优秀的人。除了这一观点之外，他们的补救良方各不相同。范怀克·布鲁克斯给作家们讲道德课，恳求他们具有创造性。门肯相信只要废除选任职位的居住资格就有可能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改变面貌。哈罗德·斯特恩斯趋向于冷嘲。“人们微微战栗，”他说，“于是就转向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完美无瑕的风格和他那微带倦意而诉诸感官的讽刺以求慰藉。”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处方的疗效抱有怀疑。“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制度不适应男人的和女人的基本而简单的需要。”——因而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不，这些人明白事理，不是宣传家，他们看不出有改变这个制度的可能性。相反，他们提出更温和的补救办法——“已经很明显，向这些赔偿幼稚病进行的理性主义的攻击是毫无用处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有一种发牌的新方法；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主张。”可是这个补救办法真的更简单吗？改变主张比改变制度更容易做到吗？
知识分子探索了许多途径；他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他们打开一扇扇的门，可是这些门只通向心灵的绝境。哈罗德·斯特恩斯在为《自由人》写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年轻人该怎么办？”这一次，他的答案是简单而毫不妥协的。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
1921年7月初，斯特恩斯写完他的序言并把全部手稿交给出版商之后，就离开了美国，也许是永远地离开。他的启程不比寻常：他是向波斯进军的亚历山大，他是从脚上抖掉英国尘土的拜伦。新闻记者们走上跳板，匆匆记下他最后的话。各地的年轻人都学习他的榜样。《美国的文明》的撰稿人中能走的不多；他们大多数是获得中等程度成功的人，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虽说没有自由。但是年纪较轻、喜欢到处走动的知识分子川流不息地登上世界上最长的跳板；他们准备大举朝东方迁移；到新的思想的大草原上去。
他们首先说：“我打算到巴黎去，”然后又说：“我打算到法国南部去。……我星期三启航——下个月—— 一等到我凑齐买一张船票的钱。”钱总是有办法凑齐的；一部分钱可从你的工资里节省出来，或者向你的父母或朋友去借。报纸和杂志对来自欧洲的报道颇感兴趣，有两三个基金会设有供出国留学用的研究生奖学金，有时出版商可以预付一些尚未写成的书的稿费。那时，出版商在物色未来的作者，作者们则坚持他们的书必须在法国写成，在法国几乎无须费什么钱就可以生活。“再见，再见，”他们说道，“我将在塞纳河左岸和你们相逢。我将用红勃艮第美酒为你们的健康干杯，我将替你们吻所有的姑娘。我厌恶这个国家。我要到外国去写一部精彩的小说。”
我们这些格林威治村的新居民也在打算离开村子，如果我们有办法离开的话。漫长的除根过程达到了顶点。中学和大学使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根；战争使我们在物质上失去了根，把我们送到异国，最后把我们留在无根之人的大都会里。现在甚至连纽约也似乎太美国式、离家太近了。在河滨那一边，法国轮船公司码头形成了格林威治村的边界。
1921年晚春，我获得了到法国大学去读书的美国野战军研究生奖学金。只有一万二千法郎，按照那一年的外汇兑换率约合一千美元，但这份奖学金使我和我的妻子坐轮船二等舱能享受旅费打对折的优待。我们打算像一对法国夫妻那样节俭过日子，我们也做到了。加上几家美国杂志给的几张金额不大的支票，这份奖学金使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舒服，我们甚至还可以去旅行；下一年我又继续享受了这份奖学金。我们离开纽约时，几乎没有人到船上来和我们话别。我们的朋友们大半已经启航；其他的是些渴望能成行的人，他们答应几个月后也跟在我们后面来。除了来自达文波特和波卡特洛的年轻人的沉重的脚步声外，格林威治村几乎杳无人声，这些年轻人来的目的是使自己出名并过上富有魅力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兑换值
第三章
旅行支票
1．兑换值
1921年的流放者到欧洲来寻找一件东西，可是找到的却是另一件东西。他们是来找回好的生活和艺术传统，使自己能够从有组织的愚蠢中解脱出来，以便赢得他们在智力的等级制度中应有的地位。他们来寻求价值观念，然而找到的却是兑换值。
货币交换！欧洲，这个具有古老准则的大陆，恰好丧失了所有的准则：它有的只是价格，而价格又是从一国到一国地改变，从一村到一村地改变，而且似乎是每时每刻地在改变。星期二在汉堡你可能用八分钱（还是五分钱？）定一桌酒席；星期四在巴黎你买二十支香烟就可能要花去在维也纳住一个星期的房钱。你可能在慕尼黑下巨额赌注来赌钱，赢到一个捷克投机商的一半家产，然后，如果你不能用赢来的钱去买香槟酒或毕加索的画，到了后天你可能把这笔钱给一个乞丐而得不到他的一声道谢。有一次在柏林，有一个人正要付十个马克买一盒火柴，就在这时他停下来看了看手中的钞票。钞票上写道：“为了这十个马克我出卖了我的贞操。”这人用这素材写了一部有关贞洁的长篇小说，拿到了一千万马克，给他的情妇买了一双人造丝的长统袜。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卖东西的人为了谋利，欺骗顾客没个够，买东西的人除了纸头其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那些持有黄金的人，或持有能兑换黄金的货币的人，赶紧朝最便宜的市场跑。出现了一种新的旅行者，即Valutaschweine①，他们是货币交换的寄生虫，这批人从法国游荡到罗马尼亚，从意大利到波兰，寻求最无耻的价格和最美妙的社会堕落分子。突然，这些旅行者变得对欧洲的往昔漠不关心，他们出入于时髦旅馆、钱商的小铺子和夜总会的次数远比他们出入于博物馆的次数要多；但是你特别会在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站上看到他们：丹麦人、印度人、美国人、南美人、面颊带紫红色的英国人，更多的美国佬，好几百人在等候国际快车，这列火车将带着他们朝纸马克跌价、里拉价格不稳定的地方去。我们也在等候：我们衣袋里有几个美元，相当于几千克朗或彭格，我们随着这支剥削大军朝前漂泊：
跟着美元走，啊，跟着美元走，我学会三种用刀子吃饭的方式和用四种语言向匈牙利侍者要啤酒，一面跟着美元沿着北纬四十八度朝东走，——哪里美元买到的东西最多，哪里就是祖国——
跟着美元走，我们看到一个狂热地寻求艺术、财政和国家前途的混乱的欧洲。我们在柏林的街上看到机关枪，在意大利看到黑衫党分子，让沿着库尔菲斯滕丹一带活动的男妓拦住，和一位埃及革命者同坐在蒙彼利埃的咖啡馆里，这位革命者说：“让我们把这杯味美思酒想象成一名英国婴儿的血，”他豪饮一杯——“妙啊！”我们喝彩，然后漂泊到潘普洛纳去看斗牛。有时在一家坐满穿深色衣服的大腹便便的矮男人和金光灿烂的妓女的维也纳咖啡馆里，在剃光的头和波浪式发型上面的烟雾中我们看到另一个国家，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旋转的，而是一个有山丘的、在犁下有褐色泥土的实实在在的国家。“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可是有时在梦幻般的阿尔卑斯高山湖畔他们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国家人人都有钱，是吗？”于是蒸汽挖土机突然咬进山丘，黄金自己让河水冲洗出来，摩天大楼平地而起，女继承人被绑架——我们看到他们想要我们看到的美国，并通过他们的遥远目光来赞赏美国：
跟着美元走，渡过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海水，渡过意大利的蔚蓝色海水，渡过蓝得有如苯胺蓝的阿尔卑斯高山湖，渡过绿得有如一瓶绿墨水的湖泊，墨渍斑斑似的山峦在两边升起，
我用手指蘸着湖水写道，我再也不会回去，再也不会回到那个生疏的国家。
我们跋涉三千英里来寻找欧洲，结果找到了美国，找到了在梦幻中一半被回忆起、一半被歪曲、并被传奇化了的美国。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远方的国家去吗？
四位念念不忘光荣的天使守卫着我的国家：
在北门的是西奥多·罗斯福①，在南门的是杰克·约翰逊②，在西门的是查理·卓别林③，而
在中门的是一位来自克拉里昂县偏僻农村的小提琴手，他演奏一只火鸡在麦秸里，那个嘻，嘻，嘻，一只火鸡在草堆里，而我将再也听不到别人拉这首曲子，啊，我的国家比沉没在大西洋底的亚特兰蒂斯岛还要更遥远，
如果我愿意，我明天就可以回到那里，
可是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
再也不和我那苍白的阿拉斯加处女结婚，
再也不躺在你的怀里，哦，得克萨斯玫瑰。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历史上的雷同（1）
2．历史上的雷同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国的年轻人开始谈论“到欧洲去”，他们的精神，甚至连所用的词句都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相同。他们居住在那个似乎从史前的海洋中升起的新大陆上；他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德国，或法国，或英国，而是“欧洲”——也就是说，整个西欧文化。于是他们不远千里朝觐圣地，定居在德累斯顿或日内瓦，正如侨居国外的美国人聚居在蒙帕纳斯一样。
在这样的移居开始以后很久，有一对新婚夫妻于1867年4月从圣彼得堡乘上西去的快车。在一万名流放者中，这两个人由于引起了后世的注意而与众不同。这位丈夫已经开始被认为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用速记的方法记日记，她用粗俗的女人写给自己看的那样详尽而直率的写法，把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和他们对欧洲的初次印象记录下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部日记的速记稿被译成文字，由苏维埃中央档案局出版；之后这部日记从德文版译成英文。
像旅行日记通常那样，这部日记一开始写了许多有关物价的细节。这对新郎、新娘由埃特库内恩进入德国，那里的火车站有“巨大的餐馆，里面有上下两排窗和色彩极好的天花板，一切东西都妙不可言”。到达柏林后，他们住进了联合大饭店；他们住的房间要花去一枚德国银元和十枚小银币。“费奥多尔又开始对德国人，对旅馆，对天气发牢骚。”他们继续旅行到德累斯顿，他们从火车站乘坐的敞篷马车“价钱贵得吓人，要二十二个小银币”。旅馆房间价格昂贵，旅馆里的茶实在淡得不能喝，但不久他们找到两间带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