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老子思想批判-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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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学者认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的。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没有丝毫历史依据可以支持此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的事实倒是证明了老子“绝学”、“绝圣”、“不尚贤”、“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鼓吹，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焚书坑儒，将学者当作敌人进行镇压，大肆破坏与毁灭中华文化的理论根源！
历史上的秦始皇，一是按老子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②，劳民伤财，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遍寻不死之药。另一件事，就是按着“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③以及“绝学无忧”④的主张，而坚决实行焚书坑儒的。是时，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种文化典籍“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言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⑤第二年，秦始皇便向知识分子开刀，有学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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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② 《道德经·五十九章》。
③ 《道德经·六十五章》。
④ 《道德经·二十章》。
⑤ ⑥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谁都知道，汉代以前没有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书籍都是用毛笔抄写在简牍上的，因此每一种书的数量都不会多，秦始皇在全国的大量焚书，给中国历史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焚书坑儒，不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秦始皇不是第一个实行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特别一些篡权者、叛乱者、侵略者，焚毁历史文化典籍，都是毫不手软的。在这方面，秦始皇并不孤独。例如，有些史学家、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始有文字创造并使用，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有统一文字使用的历史，至少始于黄帝之时。五帝时期的史料严重缺乏，就同夏禹这个野心家颠覆了五帝时期帝位选贤制度，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裁政体后，为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毁掉史料有关①；至于秦始皇以后，有史可稽的焚书事件也不少。如：公元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不仅焚烧宫庙、官府、民居，还焚毁馆藏古籍七十车②；公元549年，侯景作乱攻陷会稽，烧尽东宫藏书③；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城陷时，焚毁古籍十四万卷④；清兵入关后，为达到政权永固，必欲消灭中原文化，以满族文化取而代之。先是强令全国人民都一律剃头而留满人发式，不从者就一律杀头，而且对此不准有任何奏议，这就是杀头没商量。此后，就一次次大兴文字狱，借机毁坏文化典籍…… 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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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② 《风俗通》。
③ 《三国典略》。
④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每辞书出版社会性983年12月版，第216页。
古希腊侵入亚里山大港，焚毁那里图书馆费了九百多年收集的藏书①。同样，希特勒、日本侵略军也没有一个不是焚书狂！
我们再回头仔细看看：“善治国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着想，而又是说给什么人听的呢？
学者做学问，不论自己的水平高低，最起码的一条，就是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同样，“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没有一条不是为统治者的愚民之治服务的。
绝学无忧口号的提出，对那些执政为个人或某一阶层私利的独裁统治者实行“愚民”统治，可能会有某种暂时的利益，但是，从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立场上说，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中间自然也包括那些统治者。因为，自然界在事物阴阳相感、相引、相交、互动、互渗、互为己根，以及事物同性相斥、竞争、极反、互灭等诸种客观自然规律的作用下，是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的，人类要得到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也就必须不断地研究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解决一个个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地了解它的新变化。因为，只有及时地掌握这种新事物的变化规律，才能趋利而避害，取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造福于人类自己，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中国一句最普通的老话“学无止境”所揭示出来的客观真理。
而“绝学”的提倡，则不啻为一剂毒药，它比前不久那个动乱年代制造出来的“读书无用论”还毒。这是因为，“读书无用论”，只是宣扬读书的“无用”而已，在客观上影响人们的学习积极性。而“绝学无忧”论，则已经不是什么“有用”与“无用”的争论，可学与可不学的自由选择，而是一种断然的“根绝”措施，而且说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高枕“无忧”，否则就会产生忧患，就会有祸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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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席振常：《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引汤因比说。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历代国家动荡时期，新兴的统治者登台统治人民之后，往往都要搞一阵子毁灭中华文化的罪恶活动，而其信奉的，就是老子的“绝学无忧”理论。老子的“绝学无忧论”是不是比“读书无用”论更有害呢？我相信，只要是不抱偏见的人，就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
当今世界，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融合、产生优胜劣汰大变化，由此而导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正是处在上下一心，团结奋斗，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以彻底改变历史造成的落后局面，努力赶超世界科技先进、发达国家，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时期，学哲学、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正是为实现这种理想所需要大力提倡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子鼓噪的“绝学”、“绝巧”、“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一系列谬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反对进行批评，乃至对其进行美化与吹捧，给其戴上“哲学之父”的高帽，大喊其思想如何“奇妙”，乃至喊出“老子的书就是国际性的智慧经典”，“在21世纪，中国还需要老子，世界也还需要老子！”这种吹捧之肉麻，夸耀之无状，无论怎么说，我都认为这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第六节 尚贤与不尚贤的理论不同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理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尚贤任能。其言论有：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易；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①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天下则之。②
不重学，去师道，无以建生。当者有极，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而异理，审知顺逆，是谓道纪。以强下弱，何国不克？以贵下贱，何人不得？以贤下不肖，何事不成？③
一言而利事者，士也。一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智以辨之，强以行之，贵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之于始，身载于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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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①
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②
黄帝治国，强调尚贤重士的观点，不仅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是防止政治腐败，为害于民，遗祸于国，保证执政权力始终掌握在“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③者的手中，使政治实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由此而制定了上至帝王，下至大臣的选贤任能制度。后世将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制度，或谓之“禅让”，或称之“推位让贤”。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之中没有一位继承帝位者。在黄帝死于涿鹿大地震之后，是其子青阳居少昊代为理政。青阳是黄帝在二十五子之中最为倚重的一个，力牧与大山稽在论及战蚩尤之中，就曾称赞：“战盈六十，而青阳未失”④。涿鹿之战后，黄帝就又派青阳司职于少昊之地，且施政多有建树。依照其时情形，青阳若称帝并把帝位传于己子，是不会遇到任何反对意见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仅青阳自己始终虽主政治国而未称帝，也未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而是精心挑选培养着一个帝位的继承人——高阳，最后选定高阳继承黄帝，登帝位而治国，这就是帝颛顼。因为，高阳在少昊之地佐青阳理政之中，就显示出了“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⑤的卓越才华与品格。帝颛顼也同样未将帝位传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而是在晚年将帝位传于桥极之子高辛，高辛即位为帝，这就是帝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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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
② 《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③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④ 《黄帝经·十六经·正乱》在传抄中，误将青阳抄作了“高阳”。
⑤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在五帝时期的帝位传承中，只有帝喾一个人是将帝位传给了其长子挚。对此，后人或以为在帝喾之前并不存在帝位“传
贤”的制度，如郭沫若先生就有这种认识①。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选贤任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其一，这种“帝位选贤禅让制度”是只在帝王的后裔中选贤，而不是在天下百姓中实行；
其二，它还承袭有自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方国之时形成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旧制约束。如少典传轩辕以“帝”位，因其姓姬，是长子，任榆罔为“后”职，因其为姜姓，为庶出，为次子。其后，黄帝重用的青阳、青阳选贤承绪帝位的高阳，以及高阳选贤继承帝位的高辛，虽然破除了帝位传长不传幼的旧习，但可能还存在着先嫡而后庶的习惯。因为，青阳、高阳、高辛，都是“姬”姓。高辛之子中有弃、契、放勋等。其中挚为姬姓，而放勋为伊姓，且帝喾传帝位之时，放勋只有十余岁。在颛顼的后代中有老童、鲧等，皆不若挚与放勋为贤。故帝喾传位于挚。
其三，“选贤任能”的标准是“贤”。中国自古在推举贤能人才之中，就有一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品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以五帝时期有帝喾将帝位传于其子挚，而贸然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