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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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也有着像巴尔干一样危险的地区，那就在它的东南角上。从区域面积和差异性上看，东南亚都远远超过了巴尔干。这里的人口超过4亿5000万，相当于巴尔干的十倍。这里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也远比巴尔干复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两个派系）印度教，道教和孔教在这里共同存在。就在十年前，人们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比巴尔干地区更加悲观。从二战后一直到1984年，欧洲始终保持着和平状态，而同期的东南亚却经历着叛乱，这里在冷战期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直到1965年，东南亚地区的前景仍是一片暗淡。印尼在苏哈托执政时期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处于对峙状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沙巴州问题上争吵不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合并问题悬而未决；叛乱在整个地区盛行。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不到30年前，传统观念认为东南亚国家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向共产主义。对于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东南亚地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那么后来东南亚是怎样发展成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一部分呢？这里正享受着令其他地区嫉妒的和平状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巴尔干”一片安宁而真正的巴尔干却战乱不断，这种对比表明欧洲而不是亚洲，正在面临历史的倒退。
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东南亚“合作文化”中的许多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一个要素是令人尊敬的家族观念，以及对外来客人的认同，这些都深深植根于东亚的传统之中（象征性的表现是客人进屋之前要先脱鞋）。因此，事实上每个亚洲人都认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实欧洲也有着同样的传统，但是当普世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兴起的时候，这项原则渐渐被侵蚀了。
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普遍认为当某些特定而普遍的原则遭到侵害的时候——尤其是人权问题——干涉一国的内政就是“合法的”。欧洲或美国可以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但并不会导致相互对峙。但是东南亚地区的经历却证明：在欠发达国家之间，任意对他国内政发表评论容易导致冲突。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25年的和平，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东盟由于在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大多数东亚国家极少对他国内政妄加评论，这也许因为它们信守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让无罪之人先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我们的社会并非完美，但如果我们都朝着更好的状态努力，有什么必要互相指责呢？日本限制对中国发表评论的做法其实包含了许多智慧。长期来看，这种看似“不道德”的做法能够避免冲突，从而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保障。
“合作文化”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亚洲在处理危机关系时采用的态度。如果不考虑韩国和朝鲜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歪曲宣传（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也时有发生），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东亚国家之间极少出现“口水战”。对亚洲国家来说，“面子”十分重要，如果在交往中丢了面子就很容易引起国家间冲突。越南对中国的明确警告置之不理，一意侵略柬埔寨的行为就使中国大丢面子。越南外交官私下承认这种如此公开怠慢中国的做法违背了2000年来积累的传统智慧。
但是亚洲人也有等级观念。如果各个国家不违背既定的等级关系，那么和平就处于统治地位。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方占有亚洲第一的地位。从经济上看，日本遥遥领先，但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有优势。从短期看，日本比中国更加稳定，中国也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和资本投资。一方面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所以究竟谁比谁更强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日本天皇选择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仍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这一决定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件事上日本表现出少有的大度，这就使两国关系在未来一二十年保持稳定。在亚洲，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要素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动力之间存在的差异。大西洋动力崇尚建立强大的机构：北约，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机构共同保证了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会受到直接的武装侵略。但是在当前的时代，如果侵略行为发生在“警戒区”之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区域（例如中东和东南亚），这些强大的机构似乎就丧失了作用。它们既不能保护其成员国免受非传统危险因素的攻击（例如移民潮和恐怖主义），也不能阻止周边地区的冲突（例如阿尔及利亚和波斯尼亚）。
太平洋地区没有类似的组织，但是这里创建了一张安全关系网。这张网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但更不寻常的是（也和欧洲教科书中有关传统智慧的教条相悖），推动该网络建立的力量并非来自大国强权而是来自许多中小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我们观察了近期出现的所有地区性机构，它们产生的构想和建立的基础都不是来源于世界主要大国。
每年七月召开的东盟各国外长会议原本仅限于它的六个创始成员国参加。后来其他国家逐渐申请加入，加入方依次有：欧共体（1972年），澳大利亚（1974年），新西兰（1975年），日本（1977年），加拿大（1977年），美国（1977年），韩国（1991年）。在会议上没有繁重的议程，正式的公报，也没有赫尔辛基式的“一揽子协议”。与此不同，东盟更看重的是加强个人之间的交流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六月外长会议为两大跨区域组织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澳大利亚首先提出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建议，但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当这一地区其他国家都同意甩开美国的时候，华盛顿不得不加入了该组织。但起初美国并不热心，直到后来马来西亚提议建立另外的东亚经济集团（EAEC），美国才决定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来抵制这个新建议。因此，1993年美国主动提出在西雅图承办当年9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届领导人会议——这显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聚会（如果考虑到与会国所占世界GNP和人口的比例）。现在亚太经合组织已经有了年会制度，它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只有看到亚太地区日益活跃的发展状况，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亚太经合组织能够迅速而踏实的发展壮大。
东盟地区论坛是1994年7月在曼谷首先发起的。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议，但各国并没有马上付诸行动。当东盟采纳了日本的建议后，这个组织的确建立了起来。在参加了东盟的几次会议之后，主要大国都认为它有能力在东盟地区论坛建立的过程中充当公平有效的领导。从内部看，整个进程似乎是一团糟；但从外部看，东盟地区论坛却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起来。将来还会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高层会谈机制。
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是两个特别的组织，因为它们都是在东西方融合的文化指引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两个组织中，会议程序是西方化的；英语是惟一的工作语言；源于苏格兰的高尔夫球是大家共同的娱乐项目；但是组织成员的行为和文化仍深深打上了东亚的烙印。会议中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这样大家都不会丢面子。每个与会者都应该感到舒适。遇到分歧反而会使组织的作用更加强大。其中不乏文化差异显著但合作愉快的“派对”：澳大利亚和印尼，加拿大和韩国，日本和泰国，美国和东盟，中国和马来西亚等等。这些例子显示了亚太地区的独特性。
不管是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东盟地区论坛，都还是脆弱的新兴机构。如果它们不幸在一两年甚至10年内崩溃，那么许多关于东亚未来发展道路的假说都将被证伪。我不得不承认，我提出的观点也将接受未来的检验。
但同时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亚太经合组织没有欧盟式的官僚体制，它的前进完全依靠历任主席的推动。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领导下，西雅图会议毫不意外地获得了成功。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主席，没有人比印尼总统苏哈托更独特了，他是一位来自爪哇的精英领导人。但是他主持下的茂物会议却取得了比西雅图会议更大的成功。这主要体现在该会议制定了一份亚太地区迈向自由贸易的明确时间表。
下一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日本召开，这个国家已经就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迅速发展的自由贸易表示出疑虑。有些人由此认为日本的官僚机构将倾向于减缓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速度。但是日本领导人十分清楚，人们会把本次峰会和以前历届成功的会议相比较。如果在比较中人们发现日本并没有对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么将会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随着1995年11月的大阪峰会的临近，日本政府在宣布结果时将承受很大的压力。
如果亚太经合组织能够跨越东西方文化毫无障碍地发挥作用，那就表明像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之类的组织，依靠着一股巨大的潜在动力不断发展。这股动力就是我所说的“太平洋动力”。
不管是太平洋动力还是大西洋动力，它们的发展都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欧洲也可以像美国那样与东亚保持密切的联系。欧盟最近决定启动一项新的“亚洲政策”，这是个很友好的举动。如果欧洲和北美都能在太平洋动力的推动下发展，那么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我们不仅能享受相对和平的生活，而且能赶上世界繁荣发展的浪潮。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机遇。
第四部第10节 亚太安全的七大悖论
在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变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一地区（也许是整个世界）的三大强国是美国、中国和日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这一地区的未来，而且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句似乎自相矛盾的阿拉伯谚语对预言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不管是对是错，预言未来的人都是在说谎。”这个矛盾激起了我用另一种眼光观察亚太地区未来的兴趣。我在尝试用悖论的方法思考问题，这样也许会比用直线思维方式更能看清亚太地区的未来。1998年2月，在欧亚论坛上
发言的时候，我提出了关于这一地区的七个悖论。
当时的七个悖论到现在只剩下六个了，随着美国通过立法程序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原来的第七个悖论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其余的六个仍然有效。
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揭示本地区最大的悖论：亚太地区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转移之后，却能成为世界上最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