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心理状态。
这双线结构、五个时空板块,还加上意识流的巧妙组合,使得这篇《忠孝公园》在反映社会生活上,宽广得多了,深入得多了,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应该说,这在陈映真小说创作历史上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真为他高兴!
这双线的结合点是在忠孝公园。这也颇有艺术的匠心。
小说里写的是,马正涛的住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因为在忠孝路上,所以命名为“忠孝公园”。马正涛和林标是在这里相识并开始交往的。在两人初识时,林标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读起伪满国皇帝溥仪在1940年颁布的“国本尊定御诏书”上的一段:“……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31页。马正涛则满脸笑着,边听边勾起了往昔的回忆。这样的描写用心良苦。看来,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映真就在点题。陈映真是在尖锐地提出:忠孝于日本天皇?还是忠孝于祖国?
可以说,为这篇小说题名《忠孝公园》,对林标,对马正涛,更对溥仪,就是一种嘲讽,一次鞭挞!
另外,在《忠孝公园》里,对小说细节的描写,陈映真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在描写细节时,不经意地显现出它的深刻的含义,表现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比如,写林标在清晨的忠孝公园里若无其事地做柔软体操,陈映真接着写道,马正涛突然记起来,“在旧满洲时代,他就经常看见日本人组织的‘协和青年团’的东北青年,在清冷欲雪的操场上,也这样一板一眼地做完一整套柔软体操”同①,第130页。。
又比如,马正涛用日语对林标说:“你早。”“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同②。
这都表现了“皇民化运动”在林标身上留下的烙印。
再比如,林标在菲律宾市郊一个小杂货铺买东西,老板却用闽南话和他交谈,林标顿时惊诧不已,反问那老板,怎么知道自己是台湾人。老板是泉州人,回答竟是:“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陈映真:《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90页。简简单单的一笔,就透过当地民众的观察揭示了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抨击了“皇民化运动”的反动的欺骗的本质。
这样举重若轻,往往都是一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又别有一种寓意深含其中,每每读到这样一个陈映真,我真的不能不佩服他写小说的艺术功力。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三、“人间性和人间爱”——陈映真的文学观
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姚一苇(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卷首第17页。)
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还有早年文学研究会一些文学大师的文学思想,结合当代的文学实践,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鲁迅的思想与艺术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第一,彻底地反封建,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的旧文明,彻底地解放人的个性,建立一种新的“人国”,新的生活。由于他沉入于“国民”中,也由于他回到古代去深究了中国文化遗产,鲁迅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的本质,看清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第二,文学要以这样的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为功利,要以思想启蒙为任务。
第三,他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明确宗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就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为实现这样的宗旨,他决定取材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①。这之前,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也说,他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第四,他在倾向浪漫主义、欣赏象征主义以后,又忠实于现实主义了。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果戈理时,他还偏重在浪漫主义。随着他越来越了解果戈理,他称赞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由真实的审美标准,他具体化为文艺创作中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他主张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那人生的血和肉来。他采用现实主义,急迫地呼唤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了。
至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家知道,在文学思想上是和鲁迅相通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沈雁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版,第454页。。这段话大体上表达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文学的职能、功用的共同看法,这就是,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因此文学要反映人生,探索人生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导人生。但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为人生”的理解与解释又不完全统一。周作人认为,“人生的文学”不是“兽性”、“神性”的,而是“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中华书局1936年12月版。,即人道主义的文学。沈雁冰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同①,第455页。。他反对艺术独立的超功利主义观点,提出作家应该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强调文学应该“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版,第414页。。对于如何反映人生,冰心的看法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努力地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冰心:《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4号。。庐隐却说,“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1921年,7号。。朱自清则主张“创造”,反对“模拟”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小说月报》,1924年,1号。;但是,从总的创作方法上,郑振铎就说,文学研究会“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8页。。
陈映真这一代台湾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祖国早已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武装封锁海峡的形势下分离。“民族和疆土的分离,带来了文学的分断。2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台湾成了严重的政治禁忌,遭到全面的、严苛的封禁”陈映真:《陈映真文集?序》。《陈映真文集?小说卷》,卷首第3页。。正是在这种民族分离的格局下,陈映真先是从父亲书房隐秘的角落,后又在旧书店,读到了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和曹禺等人的作品,他说,“青年时代的我,耽读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风火雷电。”同①。可以说,正是30年代的文学,教育了他怎样写故事,做小说。尤其重要的是,教育了他,“在文学之先,在文学最深的根底,是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情火热的感觉和关怀”同①,卷首第4页。。陈映真说:“是中国30年代文学的范式和思想,使我得以从容地超克现代主义的虚无和反动,把文学当作思想和批判的手段,在分离的疆土,在冷战的前线行走。”同③。
在继承鲁迅、文研会这样的文学传统时,陈映真从当代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特别是紧密地联系了台湾文学的实践,发扬了这个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二)
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陈映真认为,“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仙人掌》,1977年7月,第5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9页。,“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同⑤,第10页。。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而且出现了产业资本阶级。他们和封建的贵族不一样,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产生了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这一切就领导了欧洲的精神生活,于是,文学上有了浪漫主义,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指导的经济学,在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哲学上都有同一的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其间。自然,陈映真只是认为,“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影响因素”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10—11页。。
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论述了台湾文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变化。他说:
七十年代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七十年代以后,因着国际政治和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了检讨和批判的时代。“保钓”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掀起了社会服务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良心、社会意识首次呈现于战后一代的青年之中。在这个变化下,文学在创作上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所谓“乡土文学”的文学思潮,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文学史上,前行代台湾省民族抵抗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使日治时代民族抵抗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认识。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第23页。
也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确认,台湾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后,“人”在异化,台湾文学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