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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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家乡。林启贤十分诧异，林世坤伤心地告诉他：在和老二、林忠的电话里，受尽了侮辱，“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亲侄子，想吞占我的财产也就罢了”，“还硬生生编派我是共产党、是冒牌来抢财产的外省猪”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66页。。“四十多年来，我想的是家，是人。”同①，第62页。“我知道了有一份财产，也没想过一定要，大家欢喜乐意要分给我，我要。要争，要抢，伤心啊，我不要了。”同②。妻子也在电话里嘱咐：“我们不要。别为了财产就不做人。”同②。
而正是这位妻子，在林世坤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了他生活的勇气与信念。林世坤告诉侄子，“那时，就是你大伯母一个人支撑着我。她老说，老杨，你别发傻，想不开。每天出去挨批回来，我不说，她也不问，只是下一小碗面疙瘩，再不就煮开水让我洗个澡”。“有批斗我的会，她一定参加，坐在我只须一抬头就看得见的地方。她不是来听批斗。她是要让我知道，我最艰苦的时候，她总是在场。”同①，第64—65页。事情全过去了，苦过了以后，老夫妻俩只得出一条结论：“以后再有什么大风大火，也决不能就不做人。”同①，第65页。
看来，陈映真这样写林氏一家各个成员在人性方面显露的异样状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土改后资本主义发展中某些阶层中人的异化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丧失人性的人确是少数，两岸民众之间的亲情是谁也割不断的。而这割不断的亲情，正是联系着台湾与大陆的历史的民族的血缘纽带。
小说还写了一个张清。
张清这人，陈映真着墨不多，却又十分特别。这些年，他特别喜欢谈“台湾的主体性”、“命运共同体”，还喜欢谈“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就应该“爱台湾”陈映真：《归乡》。《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5页。。当一群打太极拳的人跟杨斌即林世坤搭讪的时候，郝先生笑着说了一句“台湾只不过是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同①。，张清就接着说，“其实，国家不在大小”，“不在乎大小啦，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同①。说到过去台湾人穷得吃不上饭，张清说：“米仓台湾居然缺米，这正是‘国民党中国人统治台湾’的恶果。”同①，第16页。
事实上，在台湾，李登辉主政，特别是民进党陈水扁执政以来，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掌控的舆论工具，向民众灌输了一整套的“台独”谬论，张清就是受蒙骗当中的一个。在张清所说的这番谬论里，我们可以看出，“台独”势力故意混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把国民党过去对台湾人民的阶级统治，胡说是中国、中国人对台湾、台湾人的统治；故意把台湾一个地区的地方特殊性，硬说成是台湾的本土性，进而又说成是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台湾的主体意识、主体性。这分别是在为“台湾独立”的阴谋制造所谓的理论根据。
陈映真知道，他写的是小说，不能长篇大论去说理，去批判。然而，他却写出了民众的一个态势：对这些谬论，民众并不买账，在早觉会里就有张清的妻子素娇、郝先生夫妇等人，或反驳，或不理不应。陈映真这样写，表现了他深深的忧虑，他已经敏锐地看到“台独”势力对民众的影响，同时，他又从民众的态势中，看到归乡之路——统一之路，是有广泛民众基础的。
（三）
在《归乡》里，有两场长时间的两人对话。一场是林世坤和老朱，一场是林世坤和林启贤。
读着这两场对话，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在酒楼上》。老朋友“我”与吕纬甫偶然在酒楼相遇，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慨。待到酒后吐真言的时候，鲁迅突出地表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各自异样的心态，或颓唐，或在苦苦地求索。鲁迅以此深刻地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灵路程，从而告诉人们，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对话艺术，堪称生花的妙笔。
陈映真笔下的两人对话，也有独到之处。
先看林世坤和老朱那场对话。
在卓镇三介宫后壁公园里，他们偶然相遇，却一见如故。等到老朱再访林世坤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故交知己了，彼此都敞开心扉，倾诉那说不尽的不平与痛苦。首先，陈映真运用了时序交错的手法，既注重描绘两人对话的现场情景，又时时穿插对往事的回忆，而且在时序交错中，跨越空间，讲述了各自转战在海峡两岸辽阔土地上当兵的经历。这样，陈映真的视野开阔了，从两个国民党老兵的命运，扩展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前后的海峡两岸社会生活的一些层面。其次，以人物的口语表现了历史时代的痕迹。老朱是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在台湾生活近半个世纪，所以一开口就说“民国××年”以至于脱口而出的“共匪”、“匪军”叫着。相反，杨斌即林世坤，是台湾人，但在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他说年月日，总是用“19××年”，称呼上也是习惯用“共产党”、“共军”。还有，老朱并没有在日据台湾时期住过，对受日本话影响，台湾人把“会见”说成“面会”，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林世坤一听就懂了。这样的口语，让读者有一种历史感、真实感。同样的，陈映真注意运用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的差异。老朱直率，敢说敢骂，每次说到悲痛欲绝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地去诅咒国民党，前后骂了五次“这亡国灭种”的。而林世坤性格内向，为人谨慎，即使说到锥心蚀骨的悲痛时，也仅仅是舒长气感叹，顶多低声说一句，“那真是天下父母……心”。这，就是人物语言的魅力，令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
另一场，林世坤和亲侄儿林启贤的对话，那简直就是一次心灵的交流，是一次亲情的融汇。林世坤的“不能不做人”一出口，林氏一家的亲情就升华了，升华为“人”的尊严，“人”的气节，从而也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引导人们步入一个真善美的境界。另外，作家在大伯父与侄子的彼此亲情交汇的时候，还设计了林世坤的老伴、儿子、孙子从大陆来了电话。这电话，一下子就缩短了地理的距离，销蚀了历史时代所形成的陌生感，代之而起的是思念！是渴望团聚！
读这《归乡》，你不能不感悟到，啊！台湾，大陆，都是我们的家！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二十一、夜雾笼罩也不再迷茫——读《夜雾》
你们这笼罩着这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陈映真（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119页。）
《夜雾》的文本形式是“札记”。
从小说主人公李清皓的十篇札记来看，陈映真对《夜雾》的艺术构思，师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茅盾的《腐蚀》。取《狂人日记》之精粹，《夜雾》把李清皓写成一个两进两出国民党特务机关而后精神分裂，忧郁不止，极度的“迫害狂”病，最终把他引向自杀身亡。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艺术形象，也是一个“狂”姿“醒”态的“狂人”。得《腐蚀》之真髓，《夜雾》将几十年的历史，全由国民党特务李清皓的自述一页一页地翻开。
（一）
所谓得《腐蚀》之真髓，我们还是从茅盾说起。
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里说，一篇小说有无时代性，并不能仅仅以是否描写到时代空气为满足，所谓时代性，他以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个要义，这就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
时代空气，指一个历史时期之内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变，尤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这些事变和事件所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作家要敢于面对它，认识它，表现它，并且作为小说中人物生存的历史环境而加以描述。《腐蚀》就是这样的。当年，茅盾写《腐蚀》，首先就触及了那时候国内的重大历史事变和险恶的政治逆流。比如，《腐蚀》里，1940年11月10日的日记，写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15日的日记，写到了1941年1月7日发生的皖南事变。1月19日一则日记，又写了国民党禁止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一事，提到《新华日报》胆敢违抗法令，擅自刊载了不法文字——四句诗！小说写下了这张报纸上两幅大的锌版字：“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除了写这反共高潮，《腐蚀》还把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互勾结进行肮脏的卖国勾当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加以揭露。其次，《腐蚀》还充分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统治以及特务们的生存、活动。不仅这样，《腐蚀》更描写了赵惠民陷入这种可怖的环境里，社会上的重大事变和事件给予她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使她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从而表现了赵惠民灵魂里的两个世界、两条道路、两种人生搏斗的尖锐、复杂的心理状态。
同样，《夜雾》也通篇弥漫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小说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台湾社会生活的重大事变与事件，如：
“那一年，美国断然在外交上舍弃了台湾，政局大为震动”陈映真：《夜雾》。《陈映真小说集》第6卷，第74页。。这是指，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在此期间，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党派活动所引发的政治运动，不停顿地冲击当局的戒严体制，终于导致国民党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严”，终止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第二年冬天又爆发了K市事件”同①。。这是指，1979年12月10日轰动全台湾的美丽岛事件。
“林家血案的祖孙公开发丧，党外公然为之啸聚”同①，第81页。。这是指，1980年2月底，被捕省议员林义雄的母亲、女儿白天被杀死在家中，引发林宅血案。
“接着是突然宣告成立了反对党”同③。。这是指，1984年初，“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任主席长达十年的张灿，改任“世界台独联盟”主席之后，美国本部主席由陈南天继任。很快，4月17日，在纽约，洪哲胜领着二十个人，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脱离“台湾独立联盟”，又发表声明，由他做召集人，出笼了一个“台湾革命党”的建党委员会，筹建“台湾革命党”，声称这个党的宗旨是“推动台湾人民独立建国”。随后，洪哲胜在接受《台湾与世界》杂志特约记者邱庆文专访时，竟然公开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列强”，“台湾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985年元旦，这个“台湾革命党”宣告成立。除洪哲胜担任总书记，时任洛杉矶刊行的《美丽岛周报》社长许信良做了第一副总书记。1986年5月1日，美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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