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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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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的呈现那一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指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在吕正惠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并没有艺术地证明出:“自从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同①,又,第223—224页。于是,吕正惠的结论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所固持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4页。 
  (三) 
  对吕正惠的批评,陈映真有过回应。 
  1987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发表了蔡源煌的《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其中,蔡源煌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陈映真都作了回答。 
  蔡源煌问:“最近,有人批评你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某一种‘历史架构’,那架构似乎一再暗示:继那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你是不是认为,统一是纠正这一切‘错误’的历史的关键?”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页。 
  陈映真的回答是: 
  “吕正惠的文章,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关于他对我的‘历史架构’的理解和批评。”同②,又,第129—130页。 
  陈映真论辩说,吕正惠批评他把1950年代“被肃清的真实的、虚构的、民族解放论者,当作“台湾历史的主流”,从而质问他“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地”?陈映真首先是觉得吕正惠这话“说得很隐晦”,“读了好几回,还摸不清楚他的意思”。陈映真表示,他“就不理解历史有主流或者亚流”同②,第130页。之分。陈映真回应吕正惠的是:“对于我,一九五○年充满着意义。”同④。 
  为什么? 
  首先,陈映真以为,把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和同时代韩国、士耳其、希腊的肃清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看到的是,40年来,在“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名下,恰恰就是刻意湮灭这“自由”、“民主”、“人权”的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的异端扑杀”。由此可见,“一九五○年后在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决不能忽视肃清的‘整地’意义”。也就是说,不能忽视那次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对于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具有的整体性的意义,而无所谓“主流”或“亚流”的意义。 
  其次,陈映真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称颂了那些白色恐怖下的志士仁人,“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称颂他们面对“组织性的恐怖”而“睥睨黑暗和死亡”,面对“全球意义的异端扑杀运动中”的“人类残酷的极致”而会“因着一面旗帜超越了组织的暴力和恐怖”,面对“残酷和愚昧”而英勇地“化肉身为齑粉”进行抵抗。然而,不幸的是,就是这“无数被扑杀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志士仁人,却“受到远远比犬儒的、右翼的、地方主义最恶毒的诟嚣还要严苛的批判”!陈映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怒!不能不在自己的小说里留下有关这些“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的伟大和崇高。陈映真为自己辩护说:“描写50年代在肃清之下人的限度和可能性,写人在组织性的恐怖中怎样睥睨黑暗和死亡,非但不曾使人在绝望中还原成动物,甚且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之光和尊严。”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131页。 
  所以,无论是出于本人的经历,还是出于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陈映真都强调了1950年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他自己在小说里写1950年的重要意义,他都不能同意吕正惠对于1950年的历史和小说里写这一段历史所作的判断。 
  对于吕正惠批评的“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的问题,陈映真的理解是:“吕正惠似乎在问,50年开始的肃清只是‘历史的一面’,否则置传统士绅阶级的反抗——二二八事件,于何地?并且批评我对待二二八的态度‘冷淡而客观’,言外之意似乎在责备我轻二二八而重肃清。”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1页。 
  对此,陈映真的辩驳是非常有力的。 
  陈映真指出,吕正惠的批评是不理解1947年的二二八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肃清”之间的一些“辩证的关联”,而错误地“把二二八看成‘台湾人’抗华革命的原点”了。陈映真告诉吕正惠,这,“只要一点点民众史的调查研究便可了然”同①。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陈映真还特别提到,“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远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18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1987年6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而痛绝。”同①。陈映真是在提醒吕正惠,敌人反对的,不正是我们做得正确的吗? 
  由此,陈映真再一次告诉吕正惠,二二八固然证明,“前近代的、半封建的军阀,对反抗和不满的人民进行暴力镇压,固然在中国社会史上不曾绝书,而且对甫告光复后的台湾人民造成难忘的摧残和杀戮;但是,如果看不见一九五○年世界冷战关系中,在辽阔的韩国、土耳其、希腊、中南美和台湾以‘民主’、‘自由’的美名为掩护,进行世界性、组织性的屠杀,我真不知道是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了。”同①。 
  至于,吕正惠说,陈映真“主张三十多年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道德上是个‘错误’的历史”,陈映真表态说,“这看法就不好理解”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31页。。 
  对此,陈映真辩驳说: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也无所谓哪一个阶段的历史是“正确”还是“错误”。汗牛充栋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都在批评中心国对周边国的支配;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单向度化”和“消费机器化”;批评资本主义,尤其是以跨国企业为特征的“后期资本主义”时代中,大众消费“文化工业”对人和文明的重大残害,批评资本主义大众消费社会下,人类“欲望的雪崩”、“官能的解放”、“被操纵的需求”,“制度化的消费”、“爱、同情、行动和愤怒之不在”、“甜美而彻底的宰割“与“虚假的自由”……依我看,其中没有一位学者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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