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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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68—469页。
现在,读《山路》,不能不说,陈映真确实是从鲁迅那里学来了这样的艺术了。你看,在《山路》里,人物也不出场,也只是侧面暗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却也能充分地得到展现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篇小说连白色恐怖也没有正面描述,但是,从陈映真严以选材,择取的一些细节,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觉到50多年前那种窒息的肃杀的政治空气: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竟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46页。
在这里,陈映真择取的正是生活中真实的然而又具有丰富内涵的细节,表现了当年国民党当局有杀人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连哭的自由都没有的残酷现实,想想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其次,进一层,小说展现了蔡千惠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在给黄贞柏的那封信里,蔡千惠说,自己之所以毅然走进李家,有三个因素:
一是赎罪,替胞兄赎罪。信里写道,命运的风暴,终于无情地袭来。由于蔡千惠已经回到台南去读书,国坤、贞柏被捕的事,十个月以后才知道。当时她的二哥蔡汉廷也被抓走了。她的父母为此几乎崩溃了。其后不久,她终于发现,父母亲的悲愤,“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在中国大陆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2页。。信中,蔡千惠写道:“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同①,第62—63页。
二是情谊所致。
蔡千惠在那封信里,第一次告诉未婚夫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波澜:“当然,您是不曾注意到的。在那一条山路上,贞柏桑,我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他的亲切和温暖、他朗朗的笑声、他坚毅而勇敢的浓黑的眉毛,和他那正直、热切的眼光。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因为是三十年后的现在;为您和国坤大哥都是光明和正直的男子,我以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岁月的初老的女子的心,回想着在那一截山路上的少女的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如何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着的心,”同①,第61—62页。紧接着这段倾诉,她又写下了她另一种感情抉择,她说:“贞柏桑,倘若时光能够回转,而历史能重新叙写,我还是和当初一样,一百个愿意做您的妻子。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同①。
尽管,蔡千惠对李国坤有过这种爱恋之情,但是,她说:“我终于决定冒充国坤大哥在外结过婚的女子,投身于他的家,决不单纯地只是基于我那素来不曾向人透露,对于国坤大哥的爱慕之心。”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页。她冷静地权衡了黄、李两家的情况。黄家,“薄有资产”,还有三位兄长,都使黄贞柏“没有后顾的忧虑”。而李家,家境贫困,老父在煤矿当工人,有一位一向病弱的母亲,和一个幼小的弟弟。她说:“更使我安心地、坦然地做了决定的,还是您和国坤大哥素常所表现出来的,你们相互间那么深挚、光明、无私而正直的友情。原以为这一生也无法活着见您回来,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同①。
可见,蔡千惠的自诉,披露了之所以坚决走进李家奉献一生,固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又“决不单纯”是为此,正像她所说的,她要像李国坤、黄贞柏那样,做一个“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正像先辈那样,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她要继续战斗了。这,第三种,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因素。蔡千惠对黄贞柏说:
贞柏桑: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3—64页。
这,不正是在传承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吗!这一切,显然又都是为了那红旗飘扬的革命理想: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密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同①,第64页。
这样,回过头来,对“赎罪”,我们又必须做具体分析。不可否认,在蔡千惠身上确实或多或少显现出陈映真所受的基督教的“原罪”说的思想影响,但是判断蔡千惠之所以选择这条自我牺牲道路的原因,“赎罪”,更多的成分,只是一种表象,它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在蔡千惠看来,李国坤赴死,黄贞柏被终身监禁,她有责任有义务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归根到底,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是她毅然走进李家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根本原因。
蔡千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后来者的光辉榜样。然而,蔡千惠却说,“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同①,第65页。,这又该如何解读呢?这就要看陈映真赋予小说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了。
读《山路》,可以知道,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蔡千惠的病因是什么?她为什么“突然就那样萎弱下来”?医生一再逼问:“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过分的忧愁,愤怒啦……”小说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李国木的不断思索,又不断否定,去探寻病因。当医生第一次提出问题时,李国木立即想到黄贞柏获释的消息。他心里暗暗否定了那是病因。他想,那只是对大哥思念的悲情,或许只为老朋友的生还而激动,但是,老大嫂在病床上反复说的话,比如,“现在生活好了这么多”,“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54页。他不懂,他茫然了。医生又问到发病前后的情况时,他再一次想到那则消息的冲击,他真的被弄糊涂了,老大嫂怎么会为黄贞柏获释而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呢?这里,医生不知内情,一脸困惑,李国木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老大嫂死后遗物中留给黄贞柏的信,他才找到了答案。
原来,蔡千惠带着“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同①,第65页。写下了这封信。黄贞柏的释放,不仅使她多么的高兴,更使她“惊醒”。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她确认,她这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她突然明白:
……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毡、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被我遗忘了。同①,第64—65页。
她为没有把李国木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而感到愧疚。还有,早在十七年间,他们已搬离了台车道那边那间土角厝。七年前,他们迁到台北,而她,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这样一想,她又痛心地自责:
我竟也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长时间以来,她自以为弃绝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贞柏和国坤大哥的赞赏。有时候,她甚至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劳动者的褒奖。可是,如今,贞柏的出狱,惊醒了她,终于明白了,她没有尽到责任。她告诉贞柏,说:
……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然则惊醒的一刻,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同①,第65页。
显然,蔡千惠并不是认为,当年被煤车压弯腰的人,不应当享受温饱、舒适的生活,而是她在自责:七八年来,自己因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却忘记了“为他人而活”的生活准则,而且没有把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给李国木。这样的反省自责表现了她严于律己的品质,但是,以此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奉献,也是言过其实的。在这里,作家这样写,是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锐地提出:在台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物质化了,异化了。
促使蔡千惠有一种“油尽灯灭”的感觉,还有另一个原因,信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我戴着老花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64页。
祖国大陆是蔡千惠向往的革命圣地,是她梦中旗帜飘扬的地方,然而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负面影响,让她焦虑了,让她揪心了,一旦革命圣地堕落了,岂不比个人的死还残酷?李国坤的赴死,黄贞柏半生坐牢,她自己三十多年的艰辛,岂不失去了价值?
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