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作者:赵遐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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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柿希赋觯用赶殖±纯矗蘼凼橇踝匀皇宓奈恢谩⒎较颉⒕嗬耄故茄＃加肜着档乃荡怯泻艽蟮某鋈搿Ｒ话闳硕疾幌嘈爬着邓盗耸祷啊Ｕ獯紊罄恚闵笸诺陌嗣稍笔乔逡簧拿拦恕�23日，根据陪审团投票表决的结果，法官宣判雷诺无罪。一旁旁听的雷诺的美军同僚和眷属立刻鼓掌不断，在场的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泣不成声。当庭采访的中国新闻人员个个面色凝重，无言以对。24日，台湾各报报道了这个结果，还刊登了奥特华的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我向社会哭诉》。信中，奥特华控诉说：“谁无父母？谁无丈夫？谁无子女？美军当局如此不讲法理，草菅人命，实在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在台湾的美军何止数千，如果打死一个刘自然可以宣告无罪，则今后势将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数个刘自然事件出现……”这一天的上午，奥特华背着中英文标语“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走到美国大使馆抗议。由此引发台北市民围攻美国使馆、台湾军警镇压抗议群众涉及美台关系的“刘自然事件”。，也就是一场攻打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在《我所认识的陈映真》单培：《我所认识的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40页。一文里，单培回忆了老同学陈映真在这次反美事件中的作为——
当天，在济南路的成功中学校园里，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朝会时，一反往例，人称爱国诗人的笔名为“纪弦”的路逾老师登台演讲，只见他细长的身体，留着八字胡，比手画脚地讲得他台上热泪下洒，台下众师生热血上腾。又只见，他习惯性地朗诵着诗歌，大声呼叫着：“伟大的时刻正召唤着大有为的青年，老美吃定了我们，我们也受尽了气，让我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辰，来表达我们赤诚爱国之情。”听得大家很感动，体温也上升了几度。朝会一结束，班长联谊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决定采取行动。“青年各努力，万事在人为”，可不是我们的校训吗？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功青年报国决不落人后。很多班级里，大家把身上的零用钱全部掏出来，奉献去购买彩色纸、小旗杆，准备写口号，做三角旗子，游行示威去。几位英文老师主动翻译一些英文口号。不出几个小时，五彩缤纷的旗子就都准备好了，上面写着一些中、英文的口号：“USA
Get Out”，“We do not want USA id anymore”，“老美，滚回去”，“我们不要美援”，“三天的审判是戏剧性的”，“我们要公平、真理”。
当天，校长出差，训导主任看守校园，眼见学生们情绪高昂，不知所措，连忙打电话向警察总局请示，回电告示：“戒严期间，不得结队公开游行示威！”并称，“警方将派警员来校守卫。”同时还提示，安抚爱国诗人，要他上台向学生说服。果然，“爱国诗人”终于又上台了。一番极富情感的口白，加上声泪俱下，他要学生们冷静，决不要冲动，好好听他老人家的话。不料，台下的学生群起哗然，他们不敢相信，这就是早会上他们所敬爱的师长！高三丁班，几位外省籍同学，更觉愤慨，骂这位尊长口是心非，他们绝对无法接受他的指导。于是，行动付诸实行，不顾校方如何说辞，全班冲出校门，人手一旗，三人一伍，井然有序地由济南路出发，向数里之外的美国大使馆前进。
这实在是个伟大的时刻！“光复”以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动自发的抗议游行。校方深怕其他班跟进，赶紧深锁大门，加派警卫，并且要每班导师亲临课堂督导学生安心自习。这，高三丁班的隔邻陈映真及陈中统同学，爱国不落人后，在一位体育组管理人员的帮忙下就地取材，用一块四尺见方的记分黑板，贴上红色纸，用苍劲有力的正楷，写下抗议的心声：“我们强烈抗议，刘自然事件！”两人拿了抗议牌，翻墙出来，叫了一部人力三轮车，把牌子放在上面，向北门口美国大使馆急忙赶去。
赶到北门口附近，只见人潮拥挤，铁路平交道及十字路口已经实施交通管制，任何车辆、人力车，都受阻无法进入大使馆周围地区。没想到，现场的交通执行人员眼见这三轮车颇为感动，竟然挥手放行，他俩毫无困难地便到达了现场。这时，墙里墙外，黑压压的群众，看到这一对勇敢青年共同举着抗议牌，颇为惊讶、称赞，随即自动地让出一条通路，他俩也不含糊走进了人群，把它高挂在大使馆旗杆附近。现场的群众气势更加高昂，齐声欢呼“万岁”，众人把他俩人扶在肩膀上高举上天，当作英雄凯旋一样，欢呼，赞美！
事件刚过，刑警总队开始传讯示威的人，陈映真和陈中统自然在内。然而，赤子爱国之心，何罪之有？！刑警总队队长居然一再查问他俩背后的指使者是谁，更是无稽之谈！最后，交上了家长签名的悔过书，才算了断了这场风波。
（三）
1957年暑假以后，从益发衰落的家中带了一笔昂贵的学费，陈映真到了淡水，进了淡江英专。也许是家庭变故对他的启示，也许是鲁迅的《呐喊》、俄罗斯文学大家作品为他开阔了视野，他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许南村：《后街》。。他读书远远超过了老师指定的进度。他不能满足于查英语字典读英国文学史，他津津有味地读着从父亲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有《文学十二讲》等等书籍，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
陈映真省吃俭用。有一段时间，他省去租房的钱，住在同学家房厅外的廊檐下，用旧床单沿着廊檐的柱子围了一圈，晚上就睡在那里面。这样，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到台北市那条旧书店街牯岭街去买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陈映真自己说，那段日子确实是“耽读竟日终夜”许南村：《后街》。。当他读完了牯岭街上残存的祖国30年代的文学作品时，在不知不觉中，又把求知的目光转向了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激动的火炬。而后，《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日译本的斯诺的《中国的红星》，莫斯科外语出版社英文版的《马列选集》第一册，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纸质粗劣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等等，“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同①。，“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抑自的豹变。”同①。
在这样的“不能抑自的豹变”中，陈映真不再去教堂了，但他笃信基督耶稣的父亲给与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说过，“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看来，耶稣，史怀哲，以及促使他后来“豹变”的书籍，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同④。，构成了当时的陈映真。
直到1976年9月，陈映真在为《知识人的偏执》所作的自序《鞭子和提灯》里，他还说到当他入狱的1968年，父亲头一次去看他，约摸十来分钟的晤谈中，还有这样嘱咐：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陈映真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他说，“即使‘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20页。。
（四）
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习作是在高中二年级时写的。那时，语文老师叫学生“自由命题”，自由地写。他学着那时流行的文艺杂志《野风》中的情调，写了一篇少男少女间忧愁的恋爱故事，当时还受到了老师的夸奖。
大学二年级时，《笔汇》主编尉天骢托陈映真的中学同学尤崇洵向他约稿。尉天骢和陈映真是台北成功中学的先后同学，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科系，但他们共同喜爱的都是文学。为什么喜爱文学呢？尉天骢说，因为文学作品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梦和理想”尉天骢：《三十来的伙伴，三十年来的探索！》。《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卷首第22页。。正因为如此，在大学的后两年里，他们便借着《笔汇》《笔汇》原是国民党中华文艺协会陈纪滢、王蓝等人创办，后来几个大学生——尉天骢、许国衡、尤崇洵、刘国松等人接编改版。《笔汇》的革新号于1958年出版。这份刊物，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直到2001年10月在台北洪范书店6卷本《陈映真小说集》的《序》里，陈映真还动情地写道：“我感谢长年知交尉天骢教授。是他，在不经意间带着青涩的我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我感谢以尉天骢所主编的《笔汇》、《文学季刊》和《文季》所形成的、年轻的文学小圈，在那里享受了文学的友情、启蒙、鼓励和成长。”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序》。《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台北洪范书店2001年10月版，第1页。以下，本书引用的文字，凡出自这一套《陈映真小说集》的，只注卷数和页数，不再加注版本。就这样，二十二岁的陈映真带着他的处女作《面摊》，在台湾步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发表《面摊》时，他用笔名陈善。
《面摊》发表在1959年9月《笔汇》1卷5期上。《面摊》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对夫妇带着咯血的孩子，从苗栗来到台此，为了活命，摆了流动的面摊，遭遇了各种困境。读这样一篇《面摊》，我们都会感觉到作品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这魅力就来自于，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还有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
有人说，这篇小说写的是爱情故事，写那位困倦热情大眼睛的警官，“单恋”着优美的长长的颈项的妈妈——面摊的女主人。
其实不然。
读《面摊》，可以看到，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陷于贫病交加的流浪乡民，一家人挣扎在生存的困境里，但彼此却流淌着真实的真情，流淌着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在冷陌的台北街面上，就连向来对立的警官与百姓之间，也还存在着那份人间的真情。正如陈映真说的，这是一个“老掉牙的人道主义”的故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笔下的那个警官形象。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占领者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台湾同胞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了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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