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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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对于文本（而非实践）的偏见，正如我将在第二章所说的，在实践方面，布尔迪厄只是对有关时尚的大量文献投去匆匆一瞥而已。他的著作还建立了有助于研究情境身体实践的一系列概念：日常生活中的衣着不能越过实践而单单通过考察时尚工业或时尚文本来了解。人们在衣着上的选择总是取决于特定的语境：时尚系统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素材”，但这些素材仅仅适合女性的具体经验的语境，比如她们的阶级、种族、年龄与职业。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是在作为结构性的系统的时尚系统、阶级、性别以及统治特定社会情境的“准则”与规范之类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情境之间作出务实的权衡的结果。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结果不能被预先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习俗本身会有临时变动并且将适应这些情境。作为一整套持久的并且可变换的生活倾向的习俗的概念可以具有某种替代的含义：它让我们可以将衣着作为一种个人的企图来谈论，这种个人企图旨在调整我们的装束以便适应特定的环境，因此一方面它可以让我们认清社会世界的结构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我们认清个体的代理——最后实际上往往是个体的代理而不是个体自己选择穿什么和不穿什么。
习俗概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衣着风格如何具有性别特征而性别又是如何通过衣着被不断地复制着。不管有多少性别身份问题，也不管有多少性别角色发生了转换，性别特征依然深植于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形态之中，或者如麦克内所指出的：“牢牢扎根于反复灌输的身体倾向之中”，而这种身体倾向“相对来说是非自觉的、条件反射性的”（1999：98）。回到工作场所的衣着问题，显然，在工作场所确实存在着服装的性别特征，特别在白领和职业化的工作场所。在这里我们发现，套装西服是标准的“男性化”服装，近年来白人妇女也接受了套装西服，当然她们的套装和穿在男人身上的有许多不同。妇女在穿着上有更多的可供挑选的余地，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她们可以穿各种各样的裙子、长裤和夹克；和传统的办公场所里大多数男人的套装通常的黑色、灰色和藏青色相比，女性服装的颜色变化的余地也更大，至于珠宝和其他的装饰性配件就更不用说了（莫洛伊1980；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2000）。
关键在于，妇女们接受统一制作的成衣是和这个事实有关：她们必须使她们的身体的呈现方式适合男性工作场所的具体语境，这个语境的习俗将男女的套装一律设计为标准的“制服”。在这种环境中，套装西服的功能，正如科利尔（1998）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就是掩盖男性的身体，模糊他们的性别特征。女性们活动于这个领域，无论是当秘书还是后来做正式雇员，都要求她们接受类似制服式的着装规则，以便将她们自己打扮成合格的雇员，将她们的公共形象和私下里的形象严格区别开来。但是，正像我们在第六章将要讨论到的，女性的身体至少潜在地总是性别化因而被认为是充满了性感的身体，女性无法完全逃避这种社会性的联想，不管她们怎样挑战传统，怎样要求获得性别的平等。换言之，女性仍然被看作是仅仅封闭于她们的身体之内，而男人却被看作是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身体。因此，尽管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穿统一制作的套装西服，但是她们的身份将总是“职业女性”的身份，她们的身体、性别特征也将和标准的“男子汉”毫无关系（谢泼德1989，1993；恩特维斯特尔2000）。这倒并不是说，妇女是切身化的而男人不是，而只是说文化的联想不是像想像男人的身体那样想像女人的身体。所以，要想理解女性为了进入工作场所而进行的着装，要想理解她们怎样穿她们现在所穿的那些衣服，就要求我们把她们的身体放在特定的社会空间来理解，并且还要理解特定的习俗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作为一种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视野，布尔迪厄的习俗概念有助于我们把着衣的身体看成是情境身体实践的结果。布尔迪厄的研究的长处在于，一方面它既不把衣着看作是强制性的社会势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把衣着看作是代理的结果；它在决定论和主动论之间描画了一个稳定的过程。正如麦克内所说，“它比福柯著作更加富有切身化的动力学理论，相比之下，福柯就未能深思身体的物质性，因此一直在决定论与主动论之间犹豫不决”（1999：95）。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思考，这个主体性既是切身性的（这一点不同于福柯的被动的身体和他的“自我呵护的技术”），在对于习俗的适应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布尔迪厄从他所谈论的主体性出发对于衣着的考察就不会落入主动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不会假定一个人可以自动地自由地使自己变得时尚起来。波尔希默斯对于“街头流行色”的解释（1994）就阐明了这种研究时尚与衣着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规范着这个领域的晚近著作。在他的“风格的超级市场”的概念中，波尔希默斯认为，最近几年里年轻人的文化群落的聚合已经使得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他的超级市场的想像则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地从众多的风格中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就好像它们就摆放在超级市场的货架子上面一样。然而，这样强调选择的自由和创造性的表达，掩盖了阶级、性别、地域和收入的结构性的压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压制在年轻人中间建立了物质的界限，就像另外一些在更多的情境中起作用的压制性因素也可以作为衣着选择的参照一样。
本章已经为作为情境身体实践的衣着社会学提出了理论的框架。这种研究进路要求将身体把握为社会的实体，而将衣着把握为社会因素和个体行为的双重结果。福柯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对于身体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但无视活生生的身体和它的实践，无视那作为自我的基点的身体是福柯的局限所在。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身体怎样被呈现于时尚系统以及身体的主人关于衣着的话语，还要理解身体怎样被经验到、身体怎样存活以及服装在身体/自我的呈现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但是，放弃福柯有关身体的话语模式，并不等于放弃他的整个的理论。我们以上所示的这个研究框架有助于理解各种因素对于身体的结构性影响以及身体如何在特定语境中获得自身意义的方式。
衣着牵涉由身体所引导而又对身体施加影响的实践活动，而这又归结为身体存在的方式以及身体着装的方式，比如，为了适应高跟鞋而特别设计的那种走路的方式，为了适应紧身胸衣而改变的呼吸的方式，穿了短裙之后弯腰下蹲的方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面，把衣着解释为切身化和情境身体实践活动，就使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空间中的权力的运作（特别是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是如何被性别化的）以及权力如何将自己强加于活生生的身体之上从而激发起个体的特定衣着策略。我一直试图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提供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恩特维斯特1997a，1997b，2000），这种方式将考察权力衣着作为一种权威的话语如何影响到职业女性在她们的工作场所的衣着方式，它还将考察这种权威的话语及其一系列的“规矩”是怎样转换为职业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衣着实践。总之，对作为情境身体实践的衣着的研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顾及衣着的话语和呈现的方面以及身体/衣着如何和权力发生关联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必须顾及衣着的切身化经验以及作为个体使自己适应社会世界的手段的衣着的用处。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7节 界定术语（1）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了对于时尚/衣着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所要了解的是时尚/衣着作用于身体的方式，也就是要看看时尚/衣着是怎样产生有关身体以及直接作用于活生生的可以从感官上来把握的身体的衣着实践的话语。有关身体的文献几乎一直完全忽视了时尚，而有关时尚的文献通常也无视身体。我们所需要的是用一种时尚与衣着可以被相互关联起来的方式来考察它们。作为情境身体性实践的时尚/衣着的观念把握到结构与中介之间一种非常基本的社会学的紧张：时尚系统的结构强行为衣着提供了变化的参数，但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中，个体对时尚以及他们的衣着实践，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
在我们所接触的文献当中，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相关的术语，其中最常见的有：“时尚”（fashion）、“衣着”（dress）、“衣服”（clothing）、“装束”（costume）、“饰物”（adornment）、“装饰品”（decoration）、“风格”（style）；在这一章里，对这些术语进行一些必要的区分将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不同的学术训练总是倾向使用不同的术语，因此弄懂这些术语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们重新放回到不同的学科传统中去。比如，“衣着”和“饰物”和人类学的文献有关，其中一个主要的部分牵涉对于某个普遍现象的研究，由此需要某种无所不包的术语以便指称人们为了修饰他们的身体而对身体所做的所有事情。这些词语可以用来描述比“时尚”或“装束”更加普遍性的修饰活动。“时尚”一词带有更加特殊的衣着系统的意义，它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普遍运用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以及有关时尚的社会或文化史学者的著作中，而“装束”则更多见于历史文本。然而，我们虽然有可能区分谈论“衣着”的部分人类学文献和谈论“时尚”的部分社会学与历史学、文化研究的文献，但实际上我们所碰到的情况将要比这里所说的更加复杂。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不会用这个而不用那个，也不会对它们作出清晰的定义，因此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就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混乱局面，许多作者在使用大量不同的术语时往往对它们不加分别似乎它们之间完全可以互相替换。对文献的甄别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不存在这些词语的定义和使用上的任何共识，也没有统一的意见让它们各司其职分别描述特定的各不相同的现象。
因此，本章就不得不抱着双重的目的：首先是指出在时尚和衣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相对不足；其次，是概述人类学、艺术史、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方面有关时尚和衣着的文献。但是，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对“衣着”和“时尚”这两个术语下一个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