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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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渌绞降难芯浚褂芯拖窕衾嫉拢�1993）所做的那样，把文本分析方法任意扩展到文本以外的其他领域。通过将时尚与衣着文本化，这一类研究有时就很可能趋于简单化；如果人们日常的衣着实践被化约为一系列的文本，那么时尚与衣着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的切身化呈现就很可能被忽略。从活生生的生活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时尚与衣着同样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在历史和当代的文献中却很少发现它们的位置。我们并不是要无视绘画和时尚杂志的重要影响力，但时尚/衣着的研究应该从仅仅专注于文本的风气中转移过来。时尚/衣着的研究关心的是人们怎样考虑他们和时尚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如何着衣的方式。对主体的心态的考量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进入行为本身的“领域”，而不是继续呆在结构主义所占据的远离这一领域的超然的位置上。“情境身体实践”这个概念还将衣着视为一种切身化的体验以及个体在他们身体上面采取的日常性的行动的结果。
理论进路二：时尚与现代生活的条件
另一类研究时尚的文献已经出现，它们考察的是时尚的交往能力以及时尚在现代、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芬克尔斯坦（1991）、吉登斯（1991）、森尼特（1977）、西美尔（1971）和威尔逊（1985，1992）等人的著作都试图将时尚理解为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将在第三、第四章详细讨论这些作者的研究方法，但这里仍然需要指出上述文献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有许多共同的论题将所有这些论者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关注急速变化的条件下身份认同的本质、探索现代性为了应付社会的急速变化而展开的自我的来源问题，考察衣着在自我呈现于现代社会舞台时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论题也都是社会学所关心的对象，在做这样的考量时，他们不是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或者非切身化的符号体系的观念出发来研究时尚系统，而是研究在衣着体系中起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并且将时尚牢牢放置在现代性发展的语境中。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4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4）
在《梦中的装饰》（1985）一书中，威尔逊为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时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她批评各种解释时尚的理论（仿效说，时代精神说，作为语言的时尚，精神分析理论等等），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大多犯了简单化的毛病，都没有把握到“时尚的目的性与创造性的方面”，以及时尚的“挑逗性和狡黠性的本质”（1985：58）。她提出可以用“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概念来把握时尚的本质。她认为，时尚和现代艺术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而许多时尚的设计者都有目的地借鉴了现代艺术。她要起用现代性的概念，是因为它“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方式来表示工业化资本主义文化生活永不停息的变化的欲望，以及时尚本身所表达的求新求变的特征”（1985：63）。时尚还是现代经验的一部分，因为时尚是现代城市经验的中心；衣着是大都会的一种“生存技巧”，它使一个人能够在现代大都会中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和陌生人相遇。
在现代城市中依靠时尚来炫耀和自我表达，这也是理查德·森尼特的《公共人的没落》（1977）一书的中心议题。在他的研究中，布尔乔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断的分离，严重破坏了个人的公共生活。在整个18世纪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公共空间已经因为私人空间的侵入而遭到破坏，而这又是和在公共空间保持“本真”的要求同时出现的，这可以从那时的衣着很清楚地看出来。直到18世纪中叶前后，外表还没有被人们看作是表达自我的渠道，那时候外表只是“和自我保持一定距离”的东西。18世纪的贵族阶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喜欢穿精心制作的服装，化很浓的妆，戴浮华的假发，但这种时尚目的并不是试图表现人的个性。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的作用，恰恰是要将穿着者的身体（因而也是他们的身份）固定在某个位置上，就像剧院里的“戏装”那样：此时的身体不过是一副“衣裳架子”罢了。外表只是和游戏与表演有关，它使得个人能够在公共天地游刃有余。不过，正如浪漫主义所主张的反对人为而崇尚“自然”与“本真”的人性那样，衣着与外表应该与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的那种意识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现代的个体，意识到别人是通过他或她的外表来读解他这个人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的那样）。乔安娜妮·芬克尔斯坦（1991）也提出过这个观点。和森尼特一样，她对于将一个人的外表和这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的“本真化叙述”的历史很感兴趣。尽管19世纪一度流行的面相学理论如今看来已经是荒诞不经了，但芬克尔斯坦认为面相学理论并未消失：人们现在观察一个人，通常所采取形式仍然是先看这个人的身体、衣着和整个的外表。既然那么在乎别人对外表所赋予的意义，人们现在当然越来越喜欢通过整容外科手术或衣着来精心应付别人投在他们的外表之上的苛刻的目光；而且我们也确实越来越在乎我们的外表是否会是“非本真的”或过于人工化的。所以芬克尔斯坦说，现代世界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社会。
正如我将在第三、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社会已经不断地赋予身体以重要的意义，这一现象其实还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前，而且我们也将它视为更加悠久的“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埃利亚斯（1978）指出过在欧洲宫廷社会里身体曾经以怎样的方式成为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与众不同之处。在宫廷，社会角色与地位是通过一个人控制身体的水平、良好的做派和优雅的风度显示出来的，而骑士的等级也会视他们管理身体与保持“文明”的外表的水平而或升或降。埃利亚斯坚持认为，对森尼特和芬克尔斯坦所解释的17、18和19世纪对身体外表的不同侧重来说，他所探讨的这个“文明化进程”已经属于前史了。在当代社会，身体不仅如布尔迪厄（1984）所指出的承担着显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与众不同之处的功能，还越来越被视为自我的容器，它表示着一个人的“个性”与“本真性”。费瑟斯通（1991b）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他认为在20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表演性的自我”。他考察了这种新的自我表现形式（尤其是照相术和好莱坞电影）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他认为这些自我表现形式和化妆品工业一起，一直不断地关注着身体的外表和健康、年轻与美。按照费瑟斯通的说法，这就导致了现代自我的产生，现代自我特别对如何向别人显示自己感兴趣；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谢林（1993）在谈论20世纪许多“身体计划”像节食、健美运动之类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论题，他认为这些所谓的“身体计划”都是旨在对于身体的外表获得一种有效的控制以增强个人获得更多的满足的能力。
另一种试图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对于自我的冲击的尝试将注意力集中于鲍曼（1991）、戴维斯（1992）、芬克尔斯坦（1991）、吉登斯（1991）等人所指出过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现代人举棋不定的踌躇情绪（ambivalence）。现代或后现代世界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大漩涡，其特征就在于确定性的丧失，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融到空气里去了”（伯曼1983）。对现代的自我来说，这种生活的碎片化的结果，就是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将现代经验为恐惧和异化。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因为时尚总是在变动之中，一刻也不停息，它才对于自我的哪怕是瞬间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提供某种象征物——无论如何短暂——目的是确定身份认同，尽管同时又玩弄着身份的不稳定性。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1986；又见本杰明1989）和花花公子是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现代自我的典型，他们尽量争取城市生活的自由度，流连于城市的街头巷尾，看别人也被别人所看。现代世界的衣着是用来应付现代人的踌躇情绪的，尽管如戴维斯（1992）所说，时尚并不提供永恒的象征性的解决，而只是暂时缓解人们的心绪。现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吉登斯（1991）和贝克（1992）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尽管他们并不是专门地研究衣着，但他们都提出了现代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反身计划”（reflexiveproject）的观念。现代的自我越来越在乎自身，包括自身的外表，以及自身介入自身的外表的设计和直接由自身来设计自身的外表的能力。
这些现代性理论是富于洞察力的，它们都提供了各自的对于当代社会的身份认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考察。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衣着技巧的时尚的发展以及人们如何有意识地利用时尚来构建自己的符合现代生活舞台的身份认同，都是特别有用的。有关时尚与现代性的这些文献在历史地理解今天的衣着实践方面也特别有价值。不过，这些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都未能将它们所提出的那些概念安放在对自我的实践进行实验的研究的基础上。车龙（1997）是这一理论潮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她不仅试图解释在基督教与其他的文化语境女性是如何被构建的问题，而且还探讨了这些观念如何整合了女性对于她们的外表的理解以及如何冲击了她们的衣着策略。她还由此真正走进了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生活领域本身，就自我表达的方式与衣着的选择问题对一些女性进行实地采访，因此对于作为“情境中的实践”获得了最接近事实的了解。
实验的研究进路
以上我们考察的两种被人们广泛运用的理论方法都倾向于作理论上的推测而并不曾用实验的方式调查日常生活中的衣着。真正对于围绕衣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做实验研究工作的文献，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领域。
人类学所采用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对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衣着实践及其意义的详细而坚实的考察。比如，对于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社区的性别意识所做的研究工作（卡拉韦1992）、有关孕妇衣着的意义的研究（贝利1992）、对不同文化赋予衣着的不同意义问题（韦纳和施尼德1991）、对埃及白领女性面纱穿戴问题的研究（胡德伐1991）。这些研究都非常关注特定语境中衣着的特殊文化意义与具体运用。比如胡德伐就告诉我们面纱的具体穿戴在伊朗妇女和埃及妇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详细说明了这种具体的衣着实践的意义的复杂性构成。
要对这些研究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对于不同的语境中的衣着实践之特殊性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也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对当地人的具体衣着实践感兴趣。这些研究和结构主义的时尚研究很不相同，在这里，他们所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