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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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叙述却透露给我们这层意义。”“的确，就整体而言，吴浊流小说并未表达明确、强烈的抵抗意识。但就小说创作的启蒙功能而论，吴浊流以台湾人受压迫的历史为辩证基础，已描绘出殖民历史具体而微的图像。这是台湾人具历史认知、社会认同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初步。因为，被殖民者必须能洞悉殖民统治者压迫的机制和内涵，方能蕴育变革的意志。吴浊流已经遗留给我们启蒙的‘文学资本’；……”张国庆：《殖民主义、异化与自我：吴浊流小说的历史观》，“吴浊流学术研讨会”（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10月5日）。　
　　台湾主权复归中国，是因为“一纸波茨坦宣言”的“送入”，还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本书作者不认为这是一个有讨论余地的问题，只想提醒论者思考为何“一纸波茨坦宣言”不将台湾“送入”美、英、苏等别的国家？台湾是从何时、何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基于同样的理由，本书作者也不认为对诸如“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之类荒诞话语有予以认真对待之必要。何况，台湾岛内已有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立场的有识之士对此类谬说作了批判性澄清。许南村编：《反对言伪而辩——陈芳明台湾文学论、后现代论、后殖民论的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8月版。然而，对论者建构吴浊流民族认同问题所涉及的吴浊流小说主题和人物的具体阐释，则需进行一番甄别。关于《波茨坦科长》《狡猿》等写于台湾光复后的小说的创作意图，其实吴浊流在《〈疮疤集〉（上卷）自序》和《〈疮疤集〉（下卷）自序》中已有表述：　
　　　
　　《陈大人》的主角陈英庆是明治时代的巡查补，为虎作伥，卖族以帮凶。《糖扦仔》的主角是大正年间的保正兼壮丁团长，此篇小说的故事，表面上虽没有写出与日人关系，但他所作所为，也是日人势力为背景，他是一个甘心做御用绅士，而且借御用绅士的地位，来弄把戏，而欺负同胞的典型人物。《先生妈》的主角是昭和时代做医师的钱新发，他忘却自己的历史，阿媚日人，甘作走狗，专心趋向皇民化为乐。《波茨坦科长》是光复当时的作品，其主角范汉智，对任何急变的环境，都不吃亏，善逢迎应变，摇身一转像七面蜥蜴（Chameleon）一样，随时适应环境，仍然是沐猴而冠。这四个主角，其性格虽异，而其劣根性同样是受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副产物。此副产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对象吧。　
　　笔者提供四个主角来代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与沦陷区中国人之丑相，还有最可惜者，当时我还计划要写出一长篇《台湾人刑事》的小说，其故事是在大正、昭和年间帮助日人，比日人刑事更厉害摧残民族之败类。光复后，因时过境迁，心中火焰也渐渐降低，发不起冲力，所以就作罢了。不然，又可介绍一个台湾人的丑相来与读者会面。吴浊流：《〈疮疤集〉（上卷）自序》，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0、191页。　
　　　
　　如《狡猿》的主角江大头等，以及从大陆回来的本省莠草，他们胡为乱作，也许可以说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副产物的变相吧？光复后，社会一时很难上轨道，谁敢断言岂非这些日本侵略台湾的副产物所作祟。但论其罪魁还是日本，由历史眼光来看，至今本省人仍有许多怪现象，逢迎谄谀，自卑感强，好诉讼，易动摇，不能虚心等等，其远因，多是受日本殖民政策养成的。这样说，也许不是过言的吧？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同①，第195页。　
　　　
　　吴浊流将范汉智与陈英庆、糖扦仔、钱新发等同并论，是因为他将这四个人物角色视作“台湾人与沦陷区中国人之丑相”，视作民族的劣根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吴浊流在此处所说的“台湾人”，并不是今日某些“台独”意识形态信奉者所主张的与“中国人”相对立的“民族”概念，而是与“中国大陆人”相区别的地域人群概念。在吴浊流写下上述这三段话时（1963年）的台湾社会，“台独”意识并未浮上水面。而且，作者明确地说陈英庆、糖扦仔、钱新发和范汉智这四个人物的劣根性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副产物”，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亦即说，都是中国人中的反面角色。而《〈疮疤集〉（上卷）自序》中，在以上第一、二段引文的前面，作者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文学，比起日本的商品化的翻译文学，渊源很远，基础很坚，有这样的传统，不必仿人，尽量将祖先的文化相续起来，但不可幽闭在祖先传来宝贵的文化中，贪眠蜕化，更不可墨守成规，被已有成就的旧文学作品所束缚，不能发展，徒然模仿它；要像明治文坛的健将夏目漱石，他将陶渊明的低徊趣味的文学思想加以研究、加以发展，巧造他的文学。又现在的井上靖，以我们的历史文化材料，搜集研究，写出历史小说，都有可观。所以我们一定须要再加研究，将固有文化，拿来现代化，创成现代中国文学来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才是我们的使命吧。”从作者的这些自白中，我们无从发现作者是将《狡猿》中的江大头当作“未能超脱或臣服于殖民主义宰制而异化的孤儿”来塑造的企图；更无从体会《波茨坦科长》“意谓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至于《幕后的支配者》的主题，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中已指出，作者意在批判光复后台湾社会存在的“金钱拜物教”，张扬人间真情与不崇洋媚外、不向金钱屈服的坚强的民族意识。这篇小说发表于1965年4月《台湾文艺》第7期。而此后作者于同年7月、10月分别在《台湾文艺》第8、9期发表了《对诗的管见》和《我最景仰的伟人》等随笔。在《对诗的管见》中，作者写下了这些话：“我们中国人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实是无上的光荣，……现在，日本不消说，连西洋的文学者，都研究《李白传》来授他们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竟忘却这个天才诗人，连他的作品也没有编入教科书，岂不令人费解呢？其理由何在？”“不可丢弃汉诗的灵魂和哲学的奥妙的意境及典雅的措词，也不可抹杀汉诗人重人格、重个性的优美传统。有此不动的定点以后，还要采取开明的态度，再加吸收外国文化的新血来补救我们的诗的生命，但不可盲目模仿。再进一步，我们拿固有文化的好处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化的好处来做纬线，织成合时代的我们中国诗，这才是我们今后的正路。／总而言之，中国人应有中国人的诗，形式应适时代，随他转变无妨，但决不能模仿外国的诗来代替。”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92、96页。在《我最景仰的伟人》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写下对台湾光复的感受：“我记得四十六岁那年，头一次的好运就像从天上忽然降下来给我，不但我一个人感激流泪，连我一家人、一乡人，不，全台湾人都高兴到极点，而且大家如何的骄傲、如何的光荣啊！此事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我在日据时代，事实没有梦想到还有真正的国民可做；一旦光复，我的喜跃，实非笔墨所能表现了。回想四十几年前，我在苗栗西湖国校执教时，将沉沦亡国的苦闷及憧憬祖国的心情，寄意于《绿鹦鹉》一首诗……”同①，第3页。这些话语分明充满了做一个中国人的喜悦和自豪感，哪有丝毫敌视中国、自外于中国的“孤儿意识”？总不能说，作者在完成并发表了《波茨坦科长》《狡猿》和《幕后的支配者》等这些“意谓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对中国殖民霸权及异化现象也有深刻的描述”的小说之后，接着又来创作这些赞美中国文化、庆贺台湾回归中国、表达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光荣”和“喜跃”的随笔吧！的确，吴浊流的这些话语“传达了从孤儿意识中解放的认知”，然而这是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孤儿意识中解放的认知”，是克服孤儿意识回归祖国——中国的认知。　
　　1963年9月7日，一位在台湾的年轻“外省人”骆璜读了《疮疤集》后，给吴浊流写信诉说自己对里面的几篇小说的看法，信中在谈到《波茨坦科长》时说：“在这篇作品里，先生很坦白地写出从热望至失望的心理过程，使我这个半生光阴在台湾消磨（我今年三十六，二十岁时到此，可说半生了）并挚爱台湾的外省人，不禁为之面红耳赤，我知道先生在这篇小说里并无曲意渲染，也彻底了解先生写它时心中所具有的感触，因为我，以及千千万万与我相同的人，也一样痛恨范汉智那样卑鄙龌龊的小人，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是他那样的人，隔阂了外省人与台湾同胞的感情，尤其是正当热乐的最高峰却被人兜头泼了冷水，那反应是特别强烈地恶劣的，但是我以为这种隔阂一定会弥缝起来，靠着大多数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不是吗，血浓于水，无论哪一省人都是中国人呵！”吴浊流看了这封信后，特意叫孩子抄一份给钟肇政，并在致钟氏的信中说“也想抄一份给林海音女士”。钱鸿钧编、黄玉燕译：《吴浊流致钟肇政书简》，（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10日初版，第69、66页。此举说明他对此信的观点是非常欣赏和赞同的。　
　　对吴浊流民族认同的曲解和虚构，更多地出现在某些台湾论者有关《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论说中。彭瑞金《从〈无花果〉论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一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无花果》可以说是《亚细亚的孤儿》孤儿意识的再诠释。　
　　　
　　《无花果》里指出台湾人来台的时期、动机不一，但它说：“这些台湾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了台湾，因此台湾人并没有把清朝当祖国看待。……台湾人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朝——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台湾人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的台湾，清朝竟擅自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是不接受的”，这等于明确地告诉擎着“民族主义”的幻想家，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即是汉族意识，是血统上的，是意识区分上的，已不实际存有，更不是地域的。“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易言之，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意识中的汉人魂，不过是意识的存在，它既不是清人之国，亦不是清人统治下的土地，可见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有条件的认知。……　
　　……也许《亚细亚的孤儿》时代的吴浊流“孤儿意识”还混沌未清，但《无花果》里的“孤儿”却绝对不再吸奶嘴，更不会思念乳头的。简单的说，在《无花果》里的吴浊流，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了。《台湾文化季刊》，1986年9月，第2期。　
　　　
　　陈芳明则在《吴浊流与〈台湾连翘〉》一文中说：　
　　　
　　所有的中国意识论者，都应该好好虚心捧读这本书。只要读过《台湾连翘》，中国意识论者就不会那么放胆把主观意愿强加于吴老身上了。有一种说法据说是这样的：“吴老的作品是由台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