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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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产之伟大，其雄厚无比的固有艺术，实令人景仰”。他又发议论：“我认为，台湾的文化人、画家、作家有机会都应该来此观光，才知得罗马和翡冷翠的美术家的伟大精神，例如一张桌费了十四年的苦心才完成，一张画费十年八年不足奇，类似的例子很普遍。其心之专，令人敬服。但我们的美术家及作家，费了三五天或三两月就想博人好评，纵使天才也是难的。但我们的先觉先贤不都是随便的，例如唐诗人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在游记中，吴浊流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愈加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同时也为这一伟大传统在当代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而忧心忡忡。他对外国文化并不盲目崇拜或轻视，而是既承认外国文化的长处，也看到其负面的东西并进行批评。在《东游杂感》中，吴浊流谈到在日本观光期间读了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他认为这部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写得并不成功。原因是井上靖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性格并不了解。小说设计主人公、宋朝举人赵行德前往敦煌的动机，是为了追求性的自由。吴浊流分析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三国时的孔明在未下山前，在卧龙冈集合同志，享受诗书琴棋之乐；竹林七贤逃避竹林之中，过着仙人般的自在生活；东晋的陶渊明对政治社会虽然绝望，但对人生的态度却与佛教的主张有所不同，并不绝望，他于诗酒之中终其余生，悠然自得。除了这些独善其身的典型，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向外寻求建功立业，如汉代张骞、班超、唐蒙，唐代玄奘等，尤其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张骞，给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吴浊流据此评断，《敦煌》主人公赵行德的性格，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有着很大的距离，因而显得不真实。况且敦煌乃中国西域的佛教圣地，佛教徒如果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认为是对佛教的一大亵渎。吴浊流指出，当今一些作家喜欢套用西方的思考方式，写起小说，便非“性”不可。这种只求“有趣”不问是否合理的小说，只能是一种商业性的大众文化，与严肃的纯文学不可等量齐观。　
　　在《谈西说东》中，他通过写参观拿破仑墓地，对东西方的英雄观作了一番比较：“东方英雄和西方英雄差得很远。我国的项羽，日本的西乡南洲宁死而不作阶下囚。由这点看之，拿破仑恋恋不舍其生，与俗人无异。”他对基督教文化也有自己的思考。游览耶路撒冷的宗教古迹，他这样写道：“这地方，小岗起伏，树木很少，一片荒凉，只有新建的楼廓处处高耸，但楼廓也无庭园及树木配合，只有灰白色的壁。兼之山岗上连草都不生，到处是石磊，而且在太阳下曝晒，赤地的反射和灰白色的楼房的反射使我感觉难耐。这种地方产生基督教，岂是无理由的呢。”他记述参观耶稣诞生地伯利恒：“耶稣一生的奋斗及遭害一一映在眼前，觉他伟大，同时感觉很多人利用他来吃饭或享受，令人讨厌。”写罗马的古斗兽场，他再次穿插关于基督教的思索：“这很大的斗兽场还留有当年痕迹，可以想象罗马贵族的非人性生活。他们好胜、好斗，鼓励勇士与猛兽斗争来作乐。其中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命呢？可是他们一方面崇拜基督的博爱，建造很多伟大的寺院来救世，另一方面鼓励非人性残忍的斗争来作乐。此间的矛盾尚留于后世基督教徒。现在的基督教徒到处建教堂来救世，但他们一出教堂就研究武器，竞争制造大量杀人武器不感觉矛盾，现在的基督教徒，口唱基督精神，手做杀人机器，这也是传自古罗马人的遗风吧。”　
　　历史与文化的视角不仅建构着吴浊流散文的叙述框架，而且赋予了其厚重的底蕴。作者通过这两个视角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赞美、眷恋和思考。尽管其文艺随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语体偏离的问题，但因其中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同时也因其历史观与文化观所包含的人道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这些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成为20世纪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第三章　台湾新文学的丰碑　　
　　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新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部经典作品。虽然《亚细亚的孤儿》不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它的诞生依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是台湾第一部描写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表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长篇巨制。此前的台湾新文学，虽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作品，如赖和、杨逵等人的小说，但他们的作品或只是描写对侵略者零星的、个人的报复，或因形式的短小而无法涵括更广阔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内容。而《亚细亚的孤儿》则表现了近代以来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觉醒，最终自觉地投入反抗侵略者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侧面，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事业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追求的一个见证与缩影。本章将专门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　　
第一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故事　　
　　春天的一个明媚的日子，九岁的胡太明被爷爷胡老人领着爬山穿林去到私塾云梯书院拜访塾师彭秀才。彭秀才是胡老人同窗。胡老人此行目的是请彭秀才收下这个孙儿做学生。胡老人要让孙子学习汉文。但如今乡间私塾几乎都停办了，剩下的这间云梯书院能挺到何时也是个未知数。虽然太明太小不能走读，但胡老人认为再等下去就太迟了。所以决定让太明寄宿。就这样，太明在苦楝花开的阳春三月，入读云梯书院。　
　　太明在书院最初是读《三字经》。吸食鸦片又爱养兰菊的彭秀才教学非常严厉。一天，太明跟同学们在书院外面玩耍，被一头水牛用牛角顶伤了腰，昏迷过去。太明的父母闻讯赶来，在身为中医的父亲的医治下，他得以化险为夷。由于国民学校再三劝导学生入学，云梯书院很多学生都转学了。彭秀才接受了另一家书房的聘请。胡老人只好在家里亲自给太明讲授四书五经。后来，在一位具有汉学修养的国民学校教员林先生的再三劝说下，胡老人才把太明送进公学校（国民学校）读书。　
　　太明公学校毕业后，考入“国语”（日语）学校师范部学习。四年后，他走上社会，当了一名乡间公学校教员。他任教的学校很偏僻，与他一同报到的是从女高毕业的日籍女子内藤久子。太明一到学校就发现台籍教员与日籍教员的待遇不平等，台湾人遭到后者的歧视。学校的台籍女教员瑞娥对太明有好感，太明恋慕的却是内藤久子。然而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地位的悬殊，又使太明在久子面前自惭形秽。他只能将单相思埋藏在心里，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教学上。在学校里日本教员随便打学生，太明像自己挨打似地感到痛苦。在学校例行的一次“实地教学研究批评会”上，有日籍教员指责学生日语发音不准确，应由台籍教员负责。台籍的曾导师不服，起身与日人校长抗辩。曾导师并当众将平时以日、台籍为顺序排列的教职员名牌重新以职位高低为序排列。曾导师第二天即自动辞职。他还给太明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决心研究科学，希望太明继续发展“伟大的爱的教育”。曾导师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太明的内心。校长为了离间太明和久子，将久子调走。太明在久子临行前想向她表达爱情，久子却拒绝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和他不是同类人。太明坠入痛苦的深渊。为了打开自己的前途，他决定去日本留学。　
　　太明到东京后，先找到在明治大学法学院求学的师范同学蓝。蓝劝告他在这里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要装成日本人。太明不愿说谎，租到房子后，他不再隐瞒自己是台湾人。蓝有一次给他带来一本《台湾青年》杂志，并劝他加入他们的组织。太明翻阅杂志，看到里面都是些极富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容易煽起青年读者慷慨激昂的情绪。但他觉得自己是来求学的，以后要走研究科学的康庄大道，所以不能投身政治。太明考上了物理学校。蓝带了朋友詹来祝贺，并再次劝他加入组织。太明不置可否，大家不欢而散。一天，蓝带他去参加中国同学会主办的演讲会。太明说出自己是台湾人，引起与会学生的窃窃私语，有人怀疑他是间谍。太明愤怒地离去。　
　　太明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台湾。太明的族兄志达煽动将由胡老人管理的胡家祖传祭祀公产分掉。胡老人精神受到刺激，不久即卧病不起，辞别人世。胡老人死后，太明家便分了家。太明接受从前国民学校的同事黄的聘请，进入黄的农场当会计。农场女工阿新嫂难产，周围人由于无知而处理不当，致使产妇死亡。太明对女工们进行速成教育，教她们日语、算术和一些生理卫生知识。农场经营不景气，太明主动辞职。　
　　糖业公司为架设台车轨道，挖掘胡家祖坟，太明母亲上前阻止，被日本监工打了。此事如果诉诸法律，根据以前的例子，不论理由如何充分，台湾人绝对是不能胜诉的。母亲虽然没有受伤，但太明感到自己的心头已经受了无法治愈的深刻创伤。他梦想着能把自己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新天地，于是心中开始编织渡海到中国大陆去的梦。以前在国民学校的同事曾导师来看他。曾导师辞职后先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在中国大陆一所大学当教授。他也劝太明到大陆游历。曾返大陆约两个月后，太明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里面装着一份就职通知书——原来曾已把太明推荐给南京某国立模范女子中学当教员。　
　　太明从基隆坐船到上海，在上海游玩几天后转赴南京。在火车上，一位从苏州上车的少女给他留下了印象。他先住曾家，因他不会说普通话，所以聘请一位教师每天来教他一小时的普通话。太明学普通话大有进步，便到模范女子中学去执教。不久，太明又接替了曾在一所私立日语学校的兼职教员职务。在第一次上课点名时，太明发现那位在火车上给他留下印象的少女也在这个班上，名字叫淑春。太明便借故与她接近。两人开始频繁约会。太明向淑春求爱，淑春踌躇一段时间后接受了太明的爱情。一个月后，两人正式结婚。淑春从金陵大学毕业时，太明希望她在家料理家务，但淑春却在外交部谋了一份工作。淑春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对跳舞、打牌和看戏很是热衷，还结交了一群投她所好的青年官员。淑春生下她和太明的女儿。但体力复原后她又恢复了以前的作风。太明感到他与淑春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在日语学校学习的外交部参事张经常和太明谈论中国的时局问题。太明渐渐为他所同化，认为自己不应总为私事所烦恼，而要凭藉教育的力量，去激发学生爱国的热情。　
　　西安事变后不久，胡太明因间谍嫌疑被警察逮捕。在牢房里，他想着出去后一定要回台湾去。在崇敬他的两个女学生的帮助下，他成功越狱。不久，他从上海搭船回到台湾。然而，在台湾他同样感受到警察的可怕。从基隆到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他发现自己被人盯梢。他不敢在台北逗留，径直回乡。在故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