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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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刘旧省长标榜自己信基督教，黄金岩还就“是否有中国人的天堂”发出了一些令对方哭笑不得的妙论。这篇小说虽然运用的是夸张手法，但紧扣的是台湾的社会现状，因此有很强的现实感。　
　　《矛盾》表现的是一出因统治当局的不合理政策导致的悲剧。八十二岁的阿审伯做梦也想不到，自祖宗来台住了五代人，而且是祀奉祖宗的祖堂所在的房子，居然今天自己不能住了，非要卖给别人才行。不是房子陈旧不能住人，也不是要征地，而是当局要征高额“地价税”，阿审伯的儿子耀宗薪水难以维持，只好决定卖掉。阿审伯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房子自己居住，又不出租，这“地价税”从何谈起？因此他认为这是儿子耀宗诓骗他。当卖房最终成为事实时，他承受不了这一打击，突发脑溢血而死。小说不仅从阿审伯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角度来反衬当局政策的悖谬，而且通过耀宗同事的议论直接点出问题的要害：　
　　　
　　“这个问题应该老早由立法委员提议的。可是现在的立法委员统统都是聪明人，他们大多数在这里没有地皮，事不关己就不说了。”　
　　“是的，现在当局只顾眼前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思想的根源，我们中国人须要重视祖宗，所以不能不考虑祖堂及家庙存在的问题，若不分皂白课税，难免有不合理的现象的。因为课税摇动到民族主义的根本思想，我想是不智的。”　
　　…………　
　　“听说，基督教堂可请免税，更令人费解。”吴浊流：《矛盾》，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99页。　
　　　
　　《矛盾》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作者选取这一题材，显然不仅由于“地价税”给阿审伯们带来的即时灾难和悲剧，而且是着眼于这一政策对几千年绵延的中华民族的风俗和民族情感造成的冲击。在小说中吴浊流不仅继续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的。　
　　作者于1958年创作的《闲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写台北一个普通家庭一天之内的生活。“我”的女儿下午与同学去郊外游玩。到了该吃晚饭时，女儿还没有回来，“我”和妻子开始坐立不安。“我”的脑子里隔一会儿就冒出一个报纸上登过的情杀案凶杀案……正当“我”和妻子紧绷的神经濒临崩溃要去报警，女儿终于回来了。这篇小说与作者的其他作品比较，风格较为含蓄和平和。然而，它从一个普通人家一天内的日常生活撷取的片断，折射的正是特定时期台湾社会的起伏动荡。尽管锋芒藏而不露，但寒光依稀可感。　
　　《友爱》叙述了台湾光复初期一对青年男女的友谊。第一人称主人公Ｋ先生和S小姐是少年时代同乡朋友。两人分别十几年后在火车上重逢，又开始了来往。两人一起散步、交谈、看电影，友谊迅速升温。然而Ｋ先生已有家室，两人终于理智而又伤感地分手。表面上看，这是吴浊流的中短篇小说里较少政治色彩的作品。然而它相当深刻地表现了光复后台湾青年的思想苦闷。这一苦闷的产生又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分不开的。S小姐向大陆来的女性看齐，学会了抽烟、喝酒、跳舞等时髦，但还是找不到职业；Ｋ先生本有一份工作，然而机关人事变动，由于他没有裙带关系，因而被迫辞职，也成为失业队伍的一员。作品这样描写这一时期台北街头的情景：　
　　　
　　光复后像我一样无目的地在街上逛逛的人增加多了，男男女女一样的摇摇摆摆蹒跚地走着。你看衡阳路、西门一带那么多人。其中也有摩登青年，也有太妹型的小姑娘，也有衣冠齐整的绅士，表面上看来不消说也像绅士，但是认真再看，个个都染有一点欺骗和虚伪的文明病，内心充满了权谋、术数，胸中有的是纵横策略。照理他们在街上可以耸肩阔步，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高度的理想，胸中的血液不能高鸣，统统都跼蹐在现实上打算，看到钱就拼命奔走，一旦不达目的就动摇焦躁，所以，虽是青年都没有热血，也没有朝气蓬勃的气象，个个脸上都是硬绷绷的连笑得天真的都没有。吴浊流：《友爱》，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32页。　
　　　
　　作者笔下台北街头梦游一般摇晃移动的人群，这丧失了勃勃生气和崇高理想，只为金钱和卑下的目标流窜的人群，恰似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而不像是刚刚赶走了殖民统治者、回归祖国怀抱的光复气象！这篇小说无疑存在着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谴责的潜话语。　
　　于1967年完成的《路迢迢》，吴浊流本是作为长篇小说来写，小说拟分为三部分，然而最终仅完成第一部分。因此，读者见到的《路迢迢》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作品叙写了台湾光复前后一对互相爱慕的台湾青年与日本少女的微妙复杂的心理及最终黯然分手的命运。主人公何思源是报社记者，为了躲避美机空袭装病从台北回到乡下老家。日本教师藤田一家也疏散到村子里来。何思源与藤田的女儿君子产生了感情。然而，殖民统治下台湾人与日本人地位的不平等使他迟疑不决。起初他想，即使两人的结合不遭日本当局的反对，君子也必将受到日本同侪的排斥。日本投降后，他认为求婚的机会来了，但又觉得这有些趁人之危，会让对方误解为同情而不是爱情。君子也感觉无能为力。台湾光复后除少数留用人员外，在台日本人被悉数遣返。她喜欢何思源，然而她又必须与父母一起回国；日本作为战败国，她不能奢望何思源会去日本。因此直到藤田一家被遣返日本，两个人仍不敢公开表达爱情。小说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台湾人民和普通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为了支撑战争残局，日本殖民者向台湾人民强征各种物资，台湾老百姓受到加倍的压迫与侮辱；而普通的日本人则在战争中承担着子弟充当炮灰而家破人亡的厄运，战败后又从往日的特权地位一落千丈沦为贱民。尤其是那些持有反战思想的日本人，更是感受着强烈的痛苦和无奈。藤田因对台湾人抱有同情，在学校曾遭到日本教师同仁的殴打；他三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两个已战死，一个下落不明。藤田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多年，日本国内已无熟人，他并不想回国，然而日本成为战败国的现实决定了他只能接受被遣返的结局。藤田太太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曾认为儿子们战死“是为天皇陛下成了护国英灵”，所以她并“没有什么遗憾”，但当她得知日本战败，日本人都要被遣返后，这才醒悟到枉死了几个儿子，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小说还写何思源的妹妹爱珠与藤田的三儿子正雄互相产生好感。正雄虽是神风特攻队员，但是被迫走上战场的，他告诉爱珠打算驾飞机离队到澳洲或印度向盟军投降。作者铺设的这一条附线意在揭示战争中日本青年的可怜命运，同时也是为小说的后续发展埋下伏笔。小说结尾，何思源望着藤田一家乘船远去的方向，下定决心去日本追随君子，也是预示着小说还有进一步的构思。　
　　《路迢迢》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但作为中篇小说来看，它的主题、故事和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小说的完成部分而论，《路迢迢》所欲表现的主题不是男女的爱情，而是剖示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和普通的日本人带来的心灵伤害与扭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创伤。　
　　《归兮自然》以一只饲养在一个乡下小学教师家里的猫“我”的视角，描述了主人丁及周围其他人的种种虚伪卑劣的品质。丁是学校的首席训导，翻译成中文的这篇小说对猫的主人职务的交待有些含糊不清。先是叙述：“虽说是老猫（按，‘老猫’是主人丁的绰号），可是（按，原文如此，当为“在”之误）村子里是三长官之一的地位，执文教之牛耳的师宗，部下有五六人，可以说，无鸟的乡下蝙蝠做大哥了。他部下也是多怪物，最有趣的是有万年首席之绰号的老教师，二十年如一日，在同一学校为首席训导，一直没有做校长的希望的存货备品。”从此段文意看，“万年首席”似乎是丁的一个部下。但往后又有这样的文字：“他（主人丁）不失为一个万年首席，有其异常的‘首席观’，……”。吴浊流：《归兮自然》，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1、192、194页。从小说整体来判断，“万年首席”即为丁。在这一职务上呆了二十年，而他的同学不是做了较大的学校的校长就是督学。他虽然表面上说要淡薄名利，宠辱不惊，但当督学来校视察时他却慌张得在课堂上将“玻璃”写成了“乌鸦”。“我”后来找到了情侣“白儿”，猫的幸福引起主人丁一家的嫉妒和嫌恶，因此合力打死了“白儿”，还吃了“白儿”的肉。“我”生下了与“白儿”的爱的结晶——五只小猫，却被主人一家扔进池塘淹死。“我”最后悲愤地离开主人的家，离开人间，而走向苍郁的森林，回归大自然。《归兮自然》是吴浊流小说里惟一一篇具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明显地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我是猫》的影响。虽然《归兮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现实，但作品也没能摆脱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只是泛泛指责抽象的人性的局限。《归兮自然》所影射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现实，它对作品的时代背景、“我”的主人丁的文化身份（如日籍还是台籍）并无明确的交待。作品不是对人性的缺陷的手术，而是对全部人性亦即人类的质疑。它的主题是模糊和消极的。小说于1936年7月写作完成，翌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杂志。这是吴浊流初登文坛的作品，还处于摸索寻找创作路向的阶段，未免有不成熟和模仿的痕迹。　
　　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与他大多的中短篇小说相一致，同样体现关怀社会和人生，张扬民族意识与社会正义，批判专制威权与利益垄断的宗旨，是其小说创作的高峰。对这几部作品的分析稍后将进行。　
　　一个介入作家，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是特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录。正如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Ｈonore　De　Balzac）所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168页。综观吴浊流的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风格追求始终贯穿其大部分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反映的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光复后的台湾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面貌，展现了台湾人民的苦难与抗争，表达了台湾人民盼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