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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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愁烟怨雾锁重重，望断自由却笑侬。击楫宁无千里志，雄心未已振寰中。
有观光癖的我，在此远眺之中，忽然想到我不知有无再去大陆观光的机会呢？于是我的眼帘浮上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东、苏州、西湖、大同、敦煌……等等，无限的风光频频诱我，年高喜寿感觉机会很少，不觉嗟叹一声。吴浊流：《非印游记》，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89、190页。
又，张氏收入的《非印游记》，略去了《在澳门与大陆隔界地点远眺有感》三首诗。今据《台湾文艺》第52期（1976年7月）将此三首诗补入。
3月29日，旅行团的飞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吴浊流的家人来迎接，回到家后还燃放鞭炮庆祝。全程平安无恙，吴浊流又萌生豪情壮志：
我想今后旅行远方，谅必无问题，不知不觉眼帘浮起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东北、广东等地的风光。吴浊流：《非印游记》，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同①，第195页。
然而，吴浊流并没能等到再次领略祖国大陆无限风光的那一天。
就在这一年的9月11日，吴浊流患了感冒。起初他并没放在心上，以为拖一拖就会好。到了9月21日，他支持不住了。经医生检查，由感冒并发了糖尿病、肝硬化、腰酸背痛和白血球过多等症状。于是住进了台北中华开放医院。住院后，病情并无好转。9月23日上午，他竟然不能说话了。在医院照顾他的儿媳妇急忙打电话告诉亲朋好友。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接讯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吴浊流见到文坛的朋友们，神情显得也很悲伤。
由于吴浊流的病情不见起色，家属将他从中华开放医院转到仁爱医院。而在仁爱医院，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至9月底，他的脸上和手脚都出现了黄疸，人也一直在昏睡之中。家人看到医院已无能为力，只好把他带回家治疗。10月3日，家人再次把他送进仁爱医院。在医院过了一夜，医生明白地告诉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家人于是在10月4日当天又将他接回家。
10月7日下午1时50分，吴浊流告别人间，终年七十七岁。千里志存难击舟，雄心未已身先去。他再也不能重游祖国大陆，再也不能等到民族和解、兄弟团圆、中华振兴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吴浊流临终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早在三年前他就曾留下遗嘱：万一遭到不幸，《台湾文艺》能办则办，不能办则废刊；而“吴浊流文学奖”则一定要办下去。
台湾《新生报》《自立晚报》《大华晚报》和《中央日报》等报道了吴浊流逝世的消息。10月14日上午，吴浊流告别式于台北市殡仪馆举行。出席的亲人和生前友好，将告别厅挤得满满的。人们在哭泣和哀伤，也在钦佩和景仰……
10月15日，吴浊流葬于新竹县新埔镇的四座屋山麓。这位台湾文坛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又回到他生命的摇篮，回到哺育了他正直良心和嫉恶如仇品格的故乡的怀抱。
吴浊流生前曾写下三首七绝《五十书怀》，其二有句云“文章报国言何易，淡泊生涯荆棘多”。吴浊流虽不是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呐喊冲锋的风云人物，一生中并无几多大惊大险、大起大落，然而他毕竟经历了两个时代。亡国奴的屈辱，台湾光复的喜极生悲，以及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波折，使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顺畅，而是坑洼坎坷，歌哭萦途。“淡泊生涯荆棘多”，可谓作者归结自己一生的传神写照。
第二章 介入精神与中国民族主义
如果以作品数量而论，吴浊流并不算一位高产作家。然而，他的创作却呈现着多头并进的面貌。小说、汉诗、随笔、游记是他的四大创作领域。对其创作进行整体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它们的内容或风格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即写实与抒情，现实批判与理想阐发的变奏和交响。在艺术思想上，吴浊流不遗余力地同时张扬两大文学观，即介入文学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本章将概述和探讨吴浊流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其中小说部分主要分析其中短篇，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以及随笔集《黎明前的台湾》则在后面另辟专章论述。
第一节 介入文学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
作家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孰先孰后其实不易也不必区分，而且并非每一位作家都有系统的文学思想。但要讨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我们只能从这样一个事实或假定出发，即作家的写作总是某种文学观念作用的过程，这种文学观念或显或隐地推动着他向艺术构思的深处走去。因此，在分析吴浊流的具体作品之前，先就其文学观念进行一番检视和梳理，也许并非多余之举。
吴浊流是一位作家和诗人，不是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文学观不是以严谨的理论思维表述，而是以随笔形式发表或流露的。然而，这一类随笔却也较为详尽地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吴浊流的文学观可归纳为以下八个部分。
一，文学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
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若将此十九篇连串起来，日据时代及光复后的社会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响不消说，同时，社会的歪风畸形怪相也可以窥见的，所以亦可作为本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吧。《吴浊流选集·自序》，（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6年12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8页。
（《亚细亚的孤儿》）不是本人的自传。胡太明可以说是代表日据时代的本省智识分子，久子小姐的优越感也就是在台湾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同①。
（《亚细亚的孤儿》）是用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一部分史实来做背景。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日文版自序》，（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Ⅳ页。
这本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我透过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了。登场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台日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无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2、63页。
关于写《先生妈》的动机，当时我在台湾新报做记者，台湾总督府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在推行皇民文学期间，软骨头的本岛人文士亦有参加，挂着文学奉公会会章，得意扬扬，阔步横行，令人侧目，我看到敢怒不敢言。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张良泽选编，（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203页。
《糖扦仔》和《先生妈》的主角钱新发一样，是日据时代御用绅士中的代表人物。
《陈大人》是写为虎作伥，卖族帮凶的台湾人警察。同②，第204页。
我对外省作家有一个希望，即中日战争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如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例如把台儿庄、大场镇、长沙、长白山、缅甸等地，我国军民英雄抵抗的血战记录起来，可留于后世。此等历史小说，要根据史实，所以要赶快着手，再过十年就无法采访，现在写还有老一辈参战的英雄可以请教。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张良泽选编，（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05页。
二，文学要具有教化意义：
（我）又不想永久默然站着不动，若要动，最好做些或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我想到此，才毅然再走上文学这条路。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台北）集文书局1963年11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194页。
一个真正爱国的作家，不仅要面对现实，把“思想没有痕迹地化入作品”，以发挥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更应该刺激社会、领导时代，走进一个清新明朗的境界。吴浊流：《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54页。
国父（孙中山）是民主政治家，他可以常在我们国人的身边，不像圣人仰之弥高，所以要编成传记小说，借此又可以陶冶国民的情操。
……编入小说来启发国人，则我们国人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就注入了国父的精神。吴浊流：《我最景仰的伟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8页。
《疮疤集》上册，我已提出了四个主角来代表日据时代的副产物，台湾人与沦陷区中国人之丑相。光复后，这种丑相照理应该敛迹的，但事实上并不然。
所以下册我将继续选其具有特色的丑相，描写出来呈献给读者们，以为国人警觉。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5页。
回想我写这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篇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自序》，（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Ⅲ页。
以台大的工藤先生为中心，每月十五日集会，以闲谈文学为名，有时也拿出时局问题来私语。皇民奉公会本部顾问台大中村教授亦来参加，于是我写这篇《先生妈》小说给他看，暗中希望他反省。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203页。
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须要全盘，不可单据有汉族气骨的东西。进一步，还要研究反骨的另一面如御用、走狗、帮凶等作品，以补救民族精神。
…………
台湾人作家之中，也有应声虫，甘为走狗，鼓吹皇民文学来瞒骗台胞青年为日本而死战，所以我想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不是单研究有民族精神的作品就算了。再进一步，研究御用文学、皇民文学及皇民文学会活动的作家及其性格，也可以留于后世以为警惕。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8、64页。
我想各新时代有新生命的文章，应该由内容来决定形式，不是拿从来的形式来决定文章的好坏的吧，这须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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