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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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弹已落到屋前。吴浊流无处可躲，只好抱起最小的女儿缩在屋角。所幸只有卡车的轮胎被打中，村里无其他损失。
1945年8月15日傍晚，吴浊流以前的一个同事和一个镇公所的职员来到他家，说当日中午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但声音沙哑，而且噪音太多，听不清楚讲了什么。镇长好像偷偷地和郡、州方面联系，镇上的日本人都聚集在镇长宿舍，在商议着什么事情，似乎是发生了某种重大变故。两人说明了这些情况后，请吴浊流分析。当时，因为殖民当局封锁消息，台湾人还不知道此前的8月6日、9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吴浊流仅凭自己的思考，判断日本不是宣布投降，就是美军在日本本岛登陆，二者必居其一。不管如何，明天必会见分晓。他告诫两位朋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谨慎，大家言行务必小心。两人离去后，吴浊流又沉思一番，断定是日本投降。于是他立即收拾行装，并带上《胡太明》和《陈大人》手稿，天一亮就往台北出发。到了竹北车站，号外已经出来，果然是日本投降。车站上的警察依然目光炯炯注视着路人，人们还不敢喧嚷这一特大的喜讯，但台湾人的脸上，都无可掩饰地流露出某种喜悦和期待。
第十节 山河复旦泪依然
日本投降翌日，吴浊流赶到台北。《台湾新报》内部对形势的反应很迅速，日本人已主动将领导权交给原《兴南新闻》社的班子。报纸准备发行中文版，急需翻译人手，新社长让吴浊流返回报社。于是吴浊流复职，在编译部工作。
这时，吴浊流的一位老同事告诉他，日军内部有人联合某几个御用绅士，策划台湾独立。吴浊流听了很愤慨。
吴浊流认识的一位日本主笔的千金劝他住进她的一位亲戚的房子，因为那个亲戚马上要回国。吴浊流回答她说现在日本人的房子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不想要。
台北市开始欢腾了。消失了多年的花灯、花篮、绣彩又重现街头，人们大放鞭炮，欢呼中华民族的胜利和解放。随着日本的投降，台湾一时出现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热切地等待祖国的接收。吴浊流在那些日子里也是激动得热血沸腾，“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他将台湾光复视为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好运”。当时的情景令他难忘：
头一次的好运就像从天上忽然降下来给我，不但我一个人感激流泪，连我一家人、一乡人，不，全台湾人都高兴到极点，而且大家如何的骄傲，如何的光荣啊！……
我在日据时代，事实没有梦想到还有真正的国民可做；一旦光复，我的喜跃，实非笔墨所能表现了。吴浊流：《我最景仰的伟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页。
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由于很久祖国没有来接收的关系，政治完全成为真空状态了；于是大家就自动地在各街庄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自动担当各地的治安工作。这种处在真空状态而能够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吧！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36页。
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国语和中文。懂得中国语和中文的人，主动地当中国语讲习所的义务讲师，无酬地给民众教授语言。吴浊流：《台湾连翘》，同②，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53页。
现在，完全解脱而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不是殖民地而是真正的祖国的人民了。于是六百万岛民都能自觉，把心团结一致起来，建设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原来，所谓的国家爱这个观念，往往成为亡国人民之后，才会炽烈起来，也就是由于失去祖国而令人更加憧憬向往。一旦沦为殖民地之后，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别，还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机会的不平等，然而这些敢怒不敢言的种种辛酸却必须承受。
尝过这种痛苦经验的岛民，如今已从日本人手里解脱出来，而取回自由的关系，自动地想对祖国服务。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38页。
1945年10月10日，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典礼。全岛各地与会的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痛骂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吴浊流作为采访记者见证了盛会。他记起八个月前他曾被召集到这里来参加“俸给生活者一日强制劳动”会议。名为会议，实际上是威吓。他看到坐在他前面一排的五六个年轻人，因芝麻小事被日本军人辱打。他除了忍不住愤慨而握紧拳头外毫无办法。就是两个月前的这个地方，日本人也还在台上高唱大东亚圣战，呐喊着打倒中国，消灭美英，而台湾籍的御用绅士们则随声附和。然而，现在不同了。台湾已经从日本殖民者的手里解放出来了。被日本视学打头啦，贬谪到僻远地区啦，努力工作还是比日本人有六成的差别待遇啦等等这些事情都消失了。吴浊流情不自禁地胸口一阵发热，感激祖国的热泪簌簌地掉了下来。
10月17日，代表祖国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终于出现在台湾。第七十军进入台北时，台北市民万人空巷，男女老幼一齐涌上街头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10月24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抵达台北。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了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陈仪宣告台湾光复：“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被迫割让五十年又一百五十六天的台湾省，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受降典礼这一天的庆祝规模，比双十节还要盛大。三十万台北市民参加了这一盛会。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游行。台北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锣鼓鞭炮响彻云霄。吴浊流亲眼目睹了受降典礼，他又一次泪水滂沱。他写下自己的感想，在报纸上发表了出来。他决心今后要把“建设比日据时代还要美好的台湾，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作为自己的理想。
然而，光复的喜悦并没能维持多久。光复时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难题：由于战火的摧残，工矿、港口、船坞毁坏过半，电力设施处于半瘫痪状态；农田水利、交通运输体系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关民生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匮乏，当局征集粮食发生困难，向来以产粮闻名的台湾出现了严重的米荒；台湾产品由于失去了日本市场，对外贸易陷于停顿。生产衰退，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依赖的是从大陆调来的官员和从大陆回台的台湾人士（即所谓“半山”），而本地的社会人士得不到参政的机会。台湾省长官公署实行的是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独裁专制统治。官吏的贪污腐败、军警的横行残暴，使接收变成了“劫收”。
《台湾新报》也被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台湾籍的日文记者包括吴浊流在内仍被留用，中文的编辑工作则交给了大陆来的人。社长由从重庆回来的台籍人士、有巴黎大学毕业背景的李万居接任。当时报纸出中文版和日文版，然而新来的中文版记者的薪水却几乎比日文记者多一倍。这让吴浊流想起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比日本人低六成的差别待遇，但报社却是在本省人的领导之下！吴浊流内心的愤懑一时无法表达。
一天，吴浊流走在台北街上，看到很多即将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正在变卖东西。这时，他遇见了相识的《新建设》杂志的日本记者角小姐。角小姐准备回国，要求他接收下她的房子。这是一幢小小的二层楼的房子。吴浊流拂不过她的好意，就答应收下了。角小姐回国后，他就将家人从乡下接来住进了她的房子。
《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的记者们对差别待遇终于忍无可忍，让吴浊流出面和社长李万居交涉。李万居对吴浊流关于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差别待遇的质问支吾以对。一个月后，吴浊流升任报社校对科科长。校对科每天晚上9点上班，翌晨3点下班，以他四十六岁的年龄来说已不适合这一工作，所以他认为这一安排未必是好意。但他没有退缩，妥善地处理了校对科的工作，因而倒也胜任愉快。
吴浊流在本职工作之余，还给《新新》《新青年》《中华》《民生报》等报刊写稿。《新新》杂志发表了他的小说《陈大人》，《民生报》则发表了他的《先生妈》。
1946年9月，长篇小说《胡太明》易名为《胡志明》出版。全书分为五册。第一册9月出版后，第二、三、四册分别于10月、11月、12月面世。第五册则因后来发生二·二八事件，耽搁至1948年1月才得见天日。
《台湾新生报》日文版于光复一周年之际停刊，报社人员需裁汰一批。社长李万居没有留用吴浊流，而欲推荐他去公卖局工作。虽然这也是一种照顾，但吴浊流内心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因此干脆辞职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辞职的第二天，一场台风刮倒了角小姐送给吴浊流的两层楼的住宅。吴浊流的学生余君请他把家搬到其接收的店铺去，他接受了这番好意。
搬完家不久，《民报》邀请他去该报工作。但吴浊流想赋闲一段时日，没有马上答应。但《民报》表现出很大的诚意，敦促他尽快接受聘请，吴浊流为之感动，便于离开《台湾新生报》半个月后又成为《民报》的记者。
《民报》与《台湾新生报》不同，是纯粹的民间报纸，发行量也很小。因通货膨胀，报社员工待遇很差。但全体同仁能同心协力，没有人抱怨。吴浊流的工作很轻松，下午4点左右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吴浊流利用闲暇，与同学钟壬寿一起筹备成立崇正出版社。
吴浊流办出版社的缘起，是他看到光复一年来，台湾社会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诸多举措不得人心，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之风盛行，台湾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不少青年甚至自暴自弃。而成立出版社，出版高尚健康的图书，是挽回颓势，教育青年，营造文化氛围，促进台湾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浊流四处奔走，游说旧友新交和社会贤达，结果有二十七八位人士同意参与发起。但在召开发起人座谈会时，出席者只有七八人，而入股者只有预定的五分之一，而交纳的现金仅是预想的十分之一。由于资金不足，崇正出版社终成梦幻泡影。
《民报》同仁都很关心吴浊流无房子住的问题。在报社总务科长的帮助下，他接收了一处在大正町的日人住宅。搬家后，来客很多。吴浊流的学生余君鼓动他合股做红茶和豆饼生意，即制红茶卖往东北，然后从东北买回豆饼在台湾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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